從記住親友的生日到面帶微笑地提供服務,生活中人們總認為女性理所應當做到這些。“情感勞動”,這一社會學家在三十年前提出的概念,至今仍是無數(shù)女性面對的日常。是不是已經(jīng)到了我們也應該忘記所有的生日的時候,到了停止偽裝尖叫的高潮的時候,到了為工作場合中的情感勞動索取應得報酬的時候了?這對女人來說,或許是具有革命性意義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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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記得孩子的過敏癥,我們設(shè)計好購物清單,我們知道備用鑰匙放在哪里,我們一直處理著多重任務。我們知道家里的棉簽什么時候用光,并計劃著什么時候補貨。我們就是在記生日這件事上更擅長。我們享受給愛的人準備餐點,并清楚記得他們都愛吃些什么。我們關(guān)注身邊人的健康狀況,并督促朋友和家人及時去看醫(yī)生。
我們傾聽伙伴的煩惱,原諒在我們安排孩子的玩伴日的時候他們的失神、健忘和一根筋。當有事情成功或是升職喜事時我們欣然鼓掌慶賀。這是他們的成就,而我們隱藏在背景里。 此外,如果我們足夠努力,也能獲得同樣的成功:只要我們向前一步。
但如果說,像照顧孩子、打理家庭,這種不間斷的情感勞動是另一種形式的無酬勞動呢?
如果你覺得這樣說太過了,那你就錯了。“情感工作”或“情感勞動”這個概念——正如上面所重復的那樣繁重而不被重視的性別操演行為,在社會科學領(lǐng)域已經(jīng)有了十余年的嚴肅的探討和研究歷史了。
Jennifer Lena是社會學家,哥倫比亞大學藝術(shù)管理專業(yè)的教授,她隔著堅硬的木制咖啡桌看著我。她看起來隱約有點失望,帶著不容懷疑的眼神。
“你的下一個故事是關(guān)于情感勞動是女權(quán)主義者的新戰(zhàn)線的?”她對我重復了一遍。“但是這在社會學里太基本太入門了!我已經(jīng)向研究生講解這個內(nèi)容好多年了!”
Lena對我選題的友好駁回很清楚地說明了一點:“情感勞動”這個概念至少存在30年以上了。它最早在1983年被一位叫做Arlie Hochschild的學者在她的書The Managed Heart中正式提出。
但最近這個詞才在網(wǎng)絡辯論中漸漸重新進入公眾視野和流行文化之中。 Jess Zimmerman寫了篇關(guān)于情感勞動的文章,說她完全被她所收到的回復所震驚了——成百上千的女性狂熱地表達了她們的贊許和同意,感謝她為她們提供了一個詞匯來描述她們的經(jīng)歷。
當學術(shù)界最開始把情感勞動作為一種正式的工作場合的事項來討論研究的時候,Zimmerman 把情感勞動描述成一種只在私人場合才會出現(xiàn)的事情。這也許是因為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進入以往被男人所統(tǒng)治的專業(yè)領(lǐng)域,她們發(fā)現(xiàn)她們被期許做這種超出工作范圍的“女性應該做的”工作。

空姐:一種需要無限多耐心的工作。照片: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
在工作環(huán)境中,情感勞動指工作者不僅被期望能處理她自己的真實感受,也能控制她表現(xiàn)出來的情緒以此滿足她的工作對她在感知能力上的要求。情感勞動還包括要求工作者應該能調(diào)節(jié)她的情緒,并以此來給同事以及客戶帶來積極正面的影響。
這也包括對辦公室和諧氛圍的影響,要時刻保持愉快,有存在感但又不能搶風頭,既迷人又寬容,樂于在卑微的工作(比如泡咖啡,印文件)上奉獻等等。
想想空姐,這是Hochschild在1983年所舉的主要例子之一,她們必須要帶著樂于助人的微笑和同情的耳朵去迎合客戶的需求,不管她有多累或者多反感嘔吐的孩子或者庸俗的男乘客。
再想一想女政治家們,被期望是惹人喜愛而有趣的,同時還要聰明有能力(希拉里·克林頓的助手敦促她顯得更風趣幽默又有同情心) 。
再想想早晨星巴克的店員,把笑臉畫到你的紙質(zhì)咖啡杯上。她是真的想多做一點呢?還是這只不過是對她們工作的一種期望?
Lena說:“我認為情感勞動是這樣的:有這么一些需要人去做而又不需要額外訓練的工作,并且這些工作被認為是女性應該做的。而這些工作一般來說在社會上是被詆毀的。”
研究顯示累積的、持續(xù)不斷的情感勞動是非常讓人精疲力盡的,但卻很少被認為是一種正式的工作——最顯然的,沒有反映在薪水的增長上。
“微笑服務”在服務行業(yè)被認為是一種職責,而低收入的服務產(chǎn)業(yè)工作的增長更加助長了這種現(xiàn)象的產(chǎn)生。在這個行業(yè)里,情感勞動不被認為是一種附加的價值,更像是讓勞動者拿到最低報酬的一個標準。
在美國,聯(lián)邦政府規(guī)定最低的時薪為2.13美元, 這更加重了“情感勞動”現(xiàn)象。在這些工作中,雇員被期望有情感上的付出,但老板們卻不愿為此付錢。鑒別這些情緒服務的工作就落到了顧客身上,在付出小費之前,他們希望收到令人愉快的服務來與之相稱。
這導致了極其惡劣的后果,特別是對女性來說。美國餐飲行業(yè)就業(yè)聯(lián)合會的一項研究顯示,在美國,相比有更高工資的女性,只有最低時薪、依靠小費為生的女性在工作場合遭受性騷擾的幾率要高出一倍。
最近的數(shù)據(jù)顯示至少有2/3的低收入人群是女性,其中一半都是有色人種女性。
圣母大學的社會學教授Jessica Collett指出,即使是在備受尊敬的行業(yè)里,也許男性與女性都承受著同等程度的情感勞動,但女性往往被期望付出更多。
舉例來說,董事會中,男性成員與女性成員也許都要在一定程度上跟客戶閑聊(他們工作中的一項必要內(nèi)容),但女性往往被期待能通過記住同事的生日,或者風趣的閑談來營造辦公室的和諧氛圍。也許男性同事也會做同樣的事,但如果他們這么做了,會被認為是他們工作之外的一項貢獻——“他真是太貼心了!”
這樣的評論讓我的一個成功的婦女權(quán)利律師朋友深感共鳴。她最近抱怨她被期望每天都跟辦公室的行政人員打好關(guān)系-她本身是非常樂意這樣做的,但她也認為這是她必須做到的。她需要看起來溫和友善而稱職干練,這樣她才能獲得尊重,她的男性同事就從來不必煩心這些。
“我不是很明白,究竟什么是情感勞動?”我的一位男性朋友一邊在廚房忙活,一邊問我。在工作間隙,他正在家中為我們做午餐。
當我向他解釋這個概念時,我看見他的眉毛擰在了一起,隨后又陷入了困惑。我的這位朋友是個三十多歲、事業(yè)有成的軟件工程師,因為我們之前的一些談話和交流,他已經(jīng)走在了成為女權(quán)主義者的路上,但顯然“情感勞動”這個概念對他來說是個巨大的鴻溝。
“那么為什么女性更多的提供這些情感勞動呢?如果人們都很享受這件事呢?如果說女性就是更加擅長做這些呢?為什么我們要把這件事情變得那么負面呢?”

我的朋友永遠也不敢說:女性就是天生更擅長清潔。照片來自Ron Chapple Stock/Alamy
他的問題也許讓我有一點點憤怒。但公平來講,在這段友誼中,我們在紐約共進的每一頓餐都是他親手準備的,并且毫無怨言。
“為什么你們女權(quán)主義者總是把很正常的事情也拿出來辯論?”他繼續(xù)說。對于他來說,認為情感勞動并非自然而然的,而是不必要的挑剔。這是把本該不必理會的事情夸大了。
我的朋友也許永遠也不敢說:“噢,女性就是更擅長烹飪” ,“女性就是天賦異稟的清潔者”,或者是“女性就是更擅長帶孩子”這樣的話。然而他還是在暗示:也許有的女性就是更擅長做這些事情,更擅長處理情感方面的事情——這也是當我提出這個問題時最常與人陷入的爭論。
但是這個本質(zhì)的概念還沒有在學術(shù)上站住腳跟。
2005年,有關(guān)這個主題的一篇學術(shù)文章采訪了來自355個已婚且有工作的父母。社會學家Rebecca Erickson發(fā)現(xiàn),不僅僅是情緒有關(guān)的工作,在照顧孩子或者是家務事等問題上,都與性別角色建構(gòu)而不是性別有關(guān)。
“有關(guān)這個研究的一部分顯示,這種不斷增長的女性參與到情感勞動中的傾向與她們的性別無關(guān),而與她們在家庭、友誼圈子和社會中扮演的性別角色有關(guān)。”Collett解釋道。

這是一個我們早已習慣扮演的角色:女性作為情感的管理者,把自己扔進了Colleet口中的“第二份工作”。
在臥室中也是一樣,女性被期望能管理他們男性情人的情緒和情感。
女性總是覺得有必要假高潮,這不僅僅是因為社會還是認為性愛是一件以男性為中心的事情,也因為這樣女性能最大程度地迎合滿足男性。
在2011年公布的一個研究中,收集了71個有活躍性行為的異性戀女性的數(shù)據(jù),發(fā)現(xiàn)盡管所有女性都曾有過性高潮(大多數(shù)在前戲中),她們之中的79%在陰道性交中假裝過一半以上次數(shù)的高潮(25%的調(diào)查對象90%的次數(shù)都在假裝高潮)。
這一研究顯示66%假裝高潮的女性(或者是“在做愛時發(fā)出享受的聲音”如研究中所說)都反映說這樣做是為了加速她們男伴的射精。更確切一些,92%的女性反映她們強烈感到她們的這些技巧極大的促進了她們伴侶的自尊心,其中87%的人說這就是男性做愛的目的。
Sara Thompson在她30多歲的時候由教師轉(zhuǎn)行成為金融訴訟律師。用盡辦法使她和伴侶處于一段非常平等的關(guān)系中。
她十年以來的丈夫是一個成功的研究者,是常青藤盟校的一位管理者和教授。他們一同度過著外人看來非常平等的伴侶關(guān)系。
但當Sara說起她所承擔的情感勞動和每天在家務管理上付出的時間,一些明顯的不平等在這段關(guān)系中顯現(xiàn)出來。
從她所受的家教來說,當她占用太多空間的時候她會被訓斥,她被塑造成一個時刻都要關(guān)注身邊環(huán)境的人。
“現(xiàn)在我是一個非常注意我的說話音量大小,注意我在公共場合的姿態(tài)以及我身邊的人的舒適值的人,”她解釋道。
她所提到的這些事不僅僅是清潔以及維持家庭環(huán)境,更多的是有關(guān)計劃和思考:
“把東西掛在墻上,把照片放到相框里,想想我們是不是要買新床單了因為現(xiàn)在的床單看起來舊了,思考我們什么時候去吃晚餐,想我們晚餐要吃什么”
Sara不僅僅是要烹飪晚餐,她還要計劃晚餐菜單(他愛吃什么呢?),還要想什么時候吃-各種沒有被注意到的事情都需要想到。“我覺得這不公平,只有我一直要想這些讓我很困擾,這很消耗我的精力。”
節(jié)育是另一個問題,“我是那個一直要做相關(guān)的研究并且把這些跟他講清楚的人,‘在使用節(jié)育器之后多久能夠重新懷孕?’他問我。‘如果你在考慮我們要孩子的話,你為什么不花一些時間研究一下這些事情呢?’”
生活中的其他小事也是這樣,“他在找什么東西,‘你看見我的指甲刀了么?’他去柜子里找說他看不見。而東西就在那里,‘我們的廚房抹布放在哪里?’他一次又一次的問這些問題,三四次之后,我覺得他應該學學這些東西了。”
她接著說:“這提醒我,男人們有脫離家務事的特權(quán)而我卻不能享受這種清閑。因為如果我也這樣做了,那我們的日常生活就會變成噩夢。所以我承擔了這些事務,這不是我想做的,但我沒有選擇。”
所以Sara挑起了她的戰(zhàn)爭,(難道我們不應該都這樣做嗎?) 但問題依然存在——如果我們在很小的年紀就被社會塑造成這個樣子,是不是有可能我們就是更擅長這些事情呢,即使是自然并沒有給我們這項天賦?而我們是不是就應該閉嘴默默承受這一切,因為如果我們不做這些世界就要停轉(zhuǎn)呢?
還是說已經(jīng)到了我們也應該忘記所有的生日的時候,到了停止偽裝尖叫的高潮的時候,到了為工作場合中的情感勞動索取應得報酬的時候了?
到那時,差不多這就成了一場能撼動父權(quán)制內(nèi)核的革命。
(本文原刊于《衛(wèi)報》網(wǎng)站,原題"'Women are just better at this stuff': is emotional labor feminism's next frontier?",澎湃經(jīng)授權(quán)轉(zhuǎn)載自“女權(quán)之聲”微信公號genderin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