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4日，迪士尼影業(yè)出品的《瘋狂動物城》（Zootopia）在中國上映后獲得了觀影者們的一致好評，在豆瓣電影網(wǎng)站上，四十多萬的觀影者對該影片進行了評價，總評分高達9.2。2017年3月3日，蘭塞·霍爾斯道姆導演的影片《一條狗的使命》（A Dog’s Purpose）在中國上映，觀眾媒體也對此片好評如潮。兩部電影的宣傳海報都重點渲染觀影效果，一個是“爆笑來襲”，突出電影的喜劇元素；一個是“暖心力作”，突顯電影的溫情效應。這兩部電影都以動物為主人公，前者講的是兔子朱迪在動物城的從警經(jīng)歷，后者講的是一條狗的生命輪回?！妒ソ?jīng)·以賽亞書》中寫道：“豺狼必與綿羊羔同居，豹子與山羊羔同臥，少壯獅子與牛犢、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牽引他們。”如果說《瘋狂動物城》展現(xiàn)了前一句話的場景，那么《一條狗的使命》則描述了后一句話的圖景。《瘋狂動物城》描畫的是動物內(nèi)部（食草動物與食肉動物和解）的美妙關系，《一條狗的使命》則構筑的是人與動物之間的和諧畫面。

《瘋狂動物城》劇照

動物寓言——《瘋狂動物城》

《瘋狂動物城》的英文名為“Zootopia”，即zoo+topia（動物+場所），直譯為“動物城”。該詞與托馬斯·莫爾的經(jīng)典著作《烏托邦》（Utopia）相互呼應，Utopia由“U+topia”（無+場所）組成，意為“無何有之鄉(xiāng)”，不可能存在的地方?！动偪駝游锍恰返乃薪巧际莿游铮@部影片并未涉及動物問題。嚴格說來，這是一則動物寓言，探討的是人類理想共同體的建構問題。影片中有兩個重要的空間，即：兔窩鎮(zhèn)（Bunnyburrow）和動物城（Zootopia）。兔窩鎮(zhèn)是女主角朱迪的故鄉(xiāng)，小鎮(zhèn)居民知足常樂，世世代代過著田園牧歌的生活。身為食草動物的兔子們對食肉動物保持警惕，兩大動物陣營和諧共處的場面只能在胡蘿卜藝術節(jié)的戲劇舞臺上得到演繹。兔窩鎮(zhèn)雖然帶有濃郁的田園氣息，但它并非理想的共同體。鎮(zhèn)上的居民安居樂業(yè)卻缺乏夢想，在他們看來，兔子警察、宇航員羊簡直是不可想象的笑話。他們熱愛和平，卻對肉食動物帶有種族偏見。動物城與兔窩鎮(zhèn)形成了鮮明對比，城中食肉動物與食草動物和平共處，兔子朱迪在城中實現(xiàn)了警察夢。整部影片探討的是如何使世界更美好（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的問題。“更美好的世界”到底是什么？兔子朱迪向往的“動物城”就是一個理想的共同體，個體在其中可以充分發(fā)掘其未竟?jié)撃?；共同體居民擺脫了種族歧視和固有偏見，不分種族地生活在一起。然而悖謬的是，動物城共同體的根基是脆弱的，市長秘書的詭計幾乎摧毀了動物城。此外，該共同體的建構仍然建立在排除機制的基礎上：共同體居民都是哺乳動物，沒有非哺乳類動物。換言之，動物城是一個哺乳類動物共同體。如“Utopia”詞義所示，烏托邦是“不可能存在的地方”，至善至美的共同體僅僅是一個理想，不可能存在于現(xiàn)實空間。人類能做的是懷揣理想，改善自己的家園，使這個世界更加美好。

《一條狗的使命》海報

溫情與暴力——《一條狗的使命》

《瘋狂動物城》借動物喻人，探討的是人的問題?！兑粭l狗的使命》則不然，該影片不是一則動物寓言，它集中探討的是人與狗（動物）的問題。故事假定狗的靈魂可以轉(zhuǎn)世，重點講述了一只狗的生命輪回。狗的第一世很短暫，它出生在流浪狗收容所中，還沒有認清自己的模樣便被處以安樂死。狗的第二世是新斯科舍獵鴨尋回犬“貝利”，它在身處危難時被小男孩伊森一家所救，從此成為伊森童年的玩伴。狗的第三世是德國牧羊犬“愛麗”，它是威風凜凜的警犬，最終因救主人而喪命。狗的第四世是柯基犬“提諾”，它是女主人的忠實伴侶，同時也改變了主人的人生軌跡。狗的第五世是一只圣伯納犬，它被主人遺棄，憑借前世的記憶找到了伊森，從此與伊森相伴一生。這只狗經(jīng)歷了五世輪回，最終領略到生命的意義：“若我的陪伴令你快樂，我便有了生存的意義”。

《一條狗的使命》呈現(xiàn)了人與狗之間的溫情互動，凸顯了狗對人類無條件的愛。在第二世中，若不是伊森的相救，貝利會悶死在狗販的卡車里。伊森給貝利提供食物和居所，相應地，貝利的陪伴使伊森暫時忘記了嗜酒如命的父親和吵吵嚷嚷的家庭，使他原本陰郁的童年充滿了歡聲笑語。在第三世中，警察與警犬“愛麗”相依為命，愛麗用陪伴填補了主人的孤獨，用自己的性命守護了主人的生命。在第四世中，寵物犬提諾的女主人不愛交際，整日宅在家中，食物是她最大的樂趣。提諾整日與女主人相伴（companion），與她共同享用美食。。“companion”源自拉丁文“companis”，意為“一起分享面包者”。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提諾是女主人的伴侶。提諾為女主人創(chuàng)造了與外界交流的機會，使她敞開心扉，接納他人和世界。在第五世中，貝利幫伊森找到了初戀情人，彌補了伊森一生的遺憾。

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不僅展現(xiàn)了人類與狗之間的溫情互動，還揭示出當今社會人類對狗的暴力行徑。如果說狗對人類的愛是該影片的顯性線索，那么人類對狗的暴力則是該影片的隱性線索。狗的第一世是在流浪動物收容所度過的，還未來得及感受這個世界便被人實施了安樂死。其實導演蘭塞·霍爾斯道姆在《忠犬八公的故事》（Hachi，2009）中便曾觸及這一問題，影片中，男主人公帕克在火車站救助了一條秋田犬，妻子拒絕養(yǎng)狗，帕克不得不將狗送往流浪動物收容所。收容所的工作人員說：“這里狗滿為患，這些狗只能呆兩周。若兩周內(nèi)沒有人領養(yǎng)它們，便會被實施安樂死。”一些狗比較幸運，在兩周內(nèi)被人領養(yǎng)，找到了新的家庭，另一些狗則被處以安樂死。2016年，臺灣某一動物收容所的工作人員簡稚澄服用狗安樂死藥物自殺身亡。她因熱愛動物選擇了這份工作，她努力救助流浪狗，幫它們尋找好的歸宿，可是她又不得不給無人領養(yǎng)的狗注射死刑。內(nèi)心的痛苦和外界的壓力（一些動物保護人士對她進行了人身攻擊）使她走上了絕路。此處值得深思的問題不是收容所的安樂死政策，而是“為何收容所里狗滿為患”，歸根結底是因為狗主人的遺棄。

狗的第二世“貝利”自出生后便被關在狗籠子里等待出售。影片中，狗市的老板帶領顧客“視察”一排排關著幼犬的狗籠，為顧客介紹狗的品種和習性。這個細節(jié)揭示了當代都市人對家庭寵物的需求以及寵物的過量繁育。德里達在《動物故我在》一文中指出：“通過人工的手段讓動物無限制地繁殖，以供人類利用。這種情況在我們的先人看來簡直是魔鬼般的行動。由于無限制的繁殖和延長動物的壽命，造成了物種的過量，破壞了它們原有的、適宜自身發(fā)展的生長規(guī)律和生活方式。”“貝利”就是過度繁衍的結果，它的出生是為了迎合寵物大規(guī)模生產(chǎn)和消費的需要。如果說收容所對動物實施安樂死是為了“使其死”，那么狗市對狗的無限制繁育則是為了“讓其活”。無論是“使其死”還是“讓其活”，都表明“動物已置于人類前所未有的、大規(guī)模的征服和掌控之下”（德里達語）。

狗的第四世是一只斷尾柯基犬，無疑，“斷尾”乃人為，是為了迎合主人的審美。當今社會的人們總會給自己的愛犬做一些不必要的整容手術，如：剪耳、斷尾等，這種“令其美”的手術又何嘗不是人類對動物的暴力呢？狗的第五世圣伯納犬被主人買下，領回家中，卻從此不管不顧，最終被主人遺棄。在現(xiàn)實社會中，遭遺棄的狗的歸宿就是流浪動物收容所，這與影片的開頭形成了呼應。影片中人類對狗的暴力行為形成了一個鏈條：“讓其活——令其美——遺棄——使其死”。因為都市人對寵物的大量需求，所以造成了狗的過度繁育；人們在狗市中將狗買回家，出于自身審美需要，對狗進行整容手術，爾后又因厭倦將它遺棄；無家可歸的狗被送往流浪動物收容所，或再被人領養(yǎng)，或被實施安樂死。

德里達指出，在過去的兩個世紀里，人們對待動物的方式發(fā)生了前所未有的轉(zhuǎn)變：一方面，人類對動物的暴力與日俱增；另一方面，人類也越來越同情動物。《一條狗的使命》以影像的方式揭示了這一悖論現(xiàn)象，一方面，它講述了人類與動物之間的溫情互動；另一方面，它也揭示出當代社會人類對動物的暴力。前者是顯線索，是整個影片的基調(diào)；后者是隱線索，在影片中呈碎片化分布。也可以說，后者是導演的擔憂，是問題的呈現(xiàn)；前者是導演的希冀，是解決問題的方案。從整體上說來，《一條狗的使命》探討的問題是：如何制止人類對動物的暴力？人類與動物之間的關系應該呈現(xiàn)出一種怎樣的圖景？

德里達指出，以往人們都忽視了動物的注視，都拒斥動物的主觀能動性。在人與動物之間的關系上，人們普遍將自身設定為高高在上的主體，將動物降格為被注視、被認知的客體?！兑粭l狗的使命》以狗的視角來看世界，顛倒了人與動物之間的主客體關系，狗成了觀看的主體，而人類則成了被觀看的客體。無論是電影還是電影海報都突顯了狗的眼睛。影片中人與狗的深情對視令人印象深刻，狗之眼神的特寫鏡頭令人動容，這些細節(jié)都令觀影者體會到這條生命的鮮活。影片中男主人公伊森獲得父親同意收養(yǎng)了“貝利”，正在他歡呼雀躍的時候，一旁的“貝利”也在歡呼：“我收養(yǎng)了一個叫伊森的男孩”。到底是誰收養(yǎng)了誰呢？當伊森與“貝利”在玩球的時候，是誰在陪誰玩耍呢？蒙田在《為雷蒙·塞邦辯護》中說道：“我跟我的小貓咪一起玩耍的時候，誰能知道它到底是我的玩物，還是相反，我成了它的玩物？”動物不是“自動的機器”（笛卡爾語），不是人類的財物和工具，它們有自己的情緒和認知，每條生命都自成一體。與此同時，動物和人類一樣都是有死者，共同體驗著生老病死，共同承擔著時間的有限性，它們在這個世界上共同存在。

《一條狗的使命》整體色調(diào)溫暖，導演通過一種視覺的詩意建構傳達了狗對人類的忠誠和無條件的愛，希望用這種溫情喚起人類對動物的同情，消除人類對動物的暴力。影片中，人與狗（無論是工作犬還是家庭寵物）相互陪伴、相互救助，它們之間互為伴侶物種?！动偪駝游锍恰泛汀兑粭l狗的使命》都旨在呈現(xiàn)一個“烏托邦”畫面，前者以寓言的方式探討了人類的理想共同體問題，后者實實在在地觸及到了動物問題，探討的是人與動物之間的理想關系。

《瘋狂動物城》劇照

如何想象動物？——動物寓言、家庭成員還是陌異他者？

《瘋狂動物城》與《一條狗的使命》提供了想象動物的兩種不同方式：一種是動物寓言，一種是使動物“家庭成員化”。就動物寓言來說，一方面，寓言中的動物帶有擬人化的特征，承載著某種文化內(nèi)涵；另一方面，寓言故事只是“喻體”，故事里還寄托著重要的“寓意”。喻體是表，是附屬，寓意是里，是本體。因此，用動物寓言的方式來想象動物帶有人類中心主義的意味。

《一條狗的使命》中的動物并未承載某種文化重負，它是一個輕盈的存在，跟犬科動物的文化象征意義毫無關聯(lián)。它是一個鮮活的生命，對于它的主人而言，它是獨一無二、無可取代的。影片的主角貝利經(jīng)歷了五次生命輪回，終于領略到它生命的意義在于“令你快樂”。這里的“你”指的是貝利的主人，它的存在仍然服務于人類目的論。影片在勾勒人與狗之間的理想關系時所提出的方案是將狗“家庭成員化”：狗與人共享家宅空間，一起分享食物；它像家人一樣陪伴左右，給人帶來快樂和溫暖；它慰藉孤獨的靈魂，填補人的精神空缺；當災難來臨，它會奮不顧身、保護主人。影片突顯人與狗之間的共通感，突顯狗對人無條件的愛。然而這種想象動物的方式是不可行的，美國學者唐娜·哈拉維在《伴侶物種宣言：狗、人與意義重大的他性》中指出：“若這條狗不能滿足人們對無條件的愛的想象，那么它就會面臨被遺棄的危險。”換言之，在這種想象中，狗的價值和生命取決于“人類是否感覺狗愛自己”。假若人在狗身上感受不到這種“家人般”的愛，那么狗便沒有了生存的價值。歸根結底，這種想象動物的方式仍然帶有人類中心主義的味道。將動物“家庭成員化”旨在在人與動物之間建立一種親近關系，然而這種親近關系之中卻暗含著一種暴力，作為“家庭成員”的動物被納入到自我的同一性結構中。

德里達在《動物故我在》一文中提出了另外一種想象動物的方式，即：解除動物的熟悉性和切近性，使其保持為一個“陌異他者”。尤其就家宅動物而言，首先，它應拒絕承載任何文化含義，拒絕被歸類，拒絕被概念化和種屬化，它應是獨一無二的；其次，它應沒有任何歸屬，不是“我的貓貓狗狗”，它逃脫“我”的權力，抵抗“我”的占有和支配，使自己保持為一個無法破譯的謎，使自己保持他性，與“我”建立起一種“沒有關系的關系”。在德里達看來，只有成為“陌異者”，才能獲得真正的尊重。

《一條狗的使命》劇照

它們能承受苦難嗎？——論人類對動物的暴力

如上文說言，《一條狗的使命》中既展現(xiàn)了人與動物之間的溫情互動，又揭露了當今社會人對動物的暴力。在當今社會，人們對待動物的方式是同情與暴力并存。如何制止人類對動物的暴力呢？兩個世紀以前，英國哲學家邊沁（Bentham）在《道德與立法原理導論》中說道：

或許有一天人們會意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即：腿的數(shù)量、皮毛的狀態(tài)、骶骨末端的狀況等不足以使人們將這樣一種可以感知的存在者拋棄，聽憑其落入悲慘的境地。還有什么東西可以描繪出那條不可逾越的界限呢？是理性思考的能力嗎？或者是談話的能力？……問題的關鍵不是它們能否用理性思考，不是它們是否能夠交談，而是它們是否能夠承受苦難（can they suffer）。

傳統(tǒng)形而上學普遍從理性（或語言）角度來規(guī)定人類生命和動物生命：人是有理性（語言）的動物；動物則沒有理性（語言）。理性（語言）能力成為人與動物之間不可逾越的界限。在這種思維方式的引導下，人們普遍將動物降格為純粹的物（mere things），對待它們的方式十分粗暴。邊沁對這種思維方式進行了批判，他指出，問題的關鍵在于動物“是否能夠承受苦難”。在邊沁看來，動物是“可以感知的存在者”，因此，人們不能“聽憑其落入悲慘的境地”。澳大利亞哲學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在《動物解放》一書中將邊沁的這段話作為整本書的核心論點。他指出，為動物進行辯護的底線是感受苦難（快樂）的能力，換言之，一切有感知能力的存在者都應被納入道德考慮的范圍之內(nèi)。辛格著重探討動物感受快樂或痛苦的能力，他從這一標準出發(fā)，擴展了人類道德考慮的范圍，這一點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從根本上說來，他的這種探討方式采取的仍是排除機制（將無法感受快樂或痛苦的存在者排除在外），并未擺脫傳統(tǒng)形而上學的窠臼（傳統(tǒng)形而上學便是從“能力”角度來區(qū)分高級生命和低級生命）。

德里達在《動物故我在》一文中指出，邊沁的發(fā)問具有潛在的革命意義。“它們是否能夠承受苦難”這一問題中包含著一種折磨和受難，包含著一種“不能”。如果說傳統(tǒng)形而上學的發(fā)問（如“它們是否能夠運用語言”）與能力相關，那么邊沁的這個問題與“能力”無關，它展現(xiàn)了一種消極被動的狀態(tài)。德里達說道：

能夠承受苦難不再是一種能力，它是一種沒有能力的可能性，一種不可能的可能性。必死性寓居于其中，它是我們思考有限性最根本的方式，是我們與動物所共有的特征。必死性正是生命的有限性，是有關同情心（compassion）的體驗，是人類與動物所共有的對“沒有能力的可能性”的可能性體驗，是不可能的可能性，是因為脆弱而導致的痛苦，是因為痛苦而產(chǎn)生的脆弱。

在邊沁的發(fā)問中，辛格關注的是動物感受痛苦的能力，而德里達則關注的是動物的“受難”（suffer）。德里達指出，我們都曾看到過動物的恐懼和驚慌，看到過它們所受的痛苦，“動物是否能夠承受苦難”這一問題的答案是十分明確的，我們所顯露出來的惻隱之心也是不容置疑的。“compassion”一詞由com（together）和pass（feel，suffer）組成，原初義是“一起感受”、“共同承受”。動物在承受苦難時所表現(xiàn)出的脆弱性讓我們感受到它的肉體之軀，讓我們感受到它的“必死性”，而這種必死性是人與動物所共同承受的。受難的動物身上有一種中斷性力量，它質(zhì)疑“我”的利己主義傾向，引發(fā)了“我”的同情心，引導“我”向?qū)Ψ匠ㄩ_。既然動物的苦難可以引起人的倫理反應，那么人便不能對動物暴力相向。

在《一條狗的使命》中，小狗貝利被人鎖在汽車里，奄奄一息。男孩伊森和母親恰巧路過，他們看到貝利的境況，停下了自己的腳步，中止了原來的計劃（可能打算去逛街或回家），打碎了汽車玻璃，將“正在承受苦難”的貝利救出來。這印證了德里達的觀點：動物可以引發(fā)人類的倫理回應，可以喚起人類的倫理責任，換言之，動物可以成為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