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上海商務印書館重版的民國著名墨學家方授楚墨學名著《墨學源流》系“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系列一輯，該書根據中華書局1934年版重印，為漢語學界首個通識簡體本。本文系香港墨教協會主席黃蕉風為該書所作導讀的部分內容，注釋從略，略有刪改，作者授權澎湃新聞刊發(fā)。來源：“墨教Mohsim”公眾平臺（mojiaocn)。

《墨學源流》與墨學復興

方授楚是民國時期著名墨學家，他的《墨學源流》是墨學研究不可繞開的重要著作，代表了民國墨學的最高水平。該書系統(tǒng)探討墨學諸核心價值與關鍵問題，辨正墨學發(fā)展史上諸誤解和謎團，熔義理發(fā)微與撥亂反正于一爐，值得治墨學者一再研讀、思考。自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四月首發(fā)于滬上中華書局，爾來七十又九年矣！今商務印書館重版此書，對廣大讀者進一步了解方先生治墨路徑、方法論以及彼時墨學復興浪潮，大有裨益。于墨學界而言亦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

《墨學源流》。

迄今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中國學術范式幾經轉型和遷移，作為傳統(tǒng)學術主體之“國學”，亦隨外部局勢、思潮的變化而勃興、而沉淪。此“國學”也，亦非鐵板一塊，即便在“全盤性反傳統(tǒng)”（林毓生語）、“打倒孔家店”的文化激進主義浪潮沖擊下，還存在“國學”內部的“路線斗爭”——最典型的當屬“經學的瓦解”和“子學的復興”。從章學誠的“六經皆史”到胡適的“六經皆史料”，幾千年來古儒指導人們日用倫常的隱微義理被懸隔，經書被置于近代西方學術分科之歷史學和文獻學的范疇之下，徒余“個案”與“材料”的價值。加之不敷應對民族危亡和西學沖擊，儒家所謂的“通經致用”進一步遭到動搖，其由“活著的傳統(tǒng)”滑向“死掉的文本”，自然不可避免了。

與之相對的，清末以至民初，中國知識界始終存在著子學復興的潛流與沖動（需要指出的是，子學之“子”，乃諸子百家之“子”，非經史子集之“子”）。作為先秦諸子百家中與儒學并稱“世之顯學”的墨學應時復興，可謂這股思潮的顯著代表。彼時學人，致力于從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找到能夠與西方“民主與科學”精神若合符節(jié)的資源。由于儒家文化的衰微，作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支流和小群的墨家就被知識分子重新發(fā)掘出來，用以比附和對接西方先進文化——近代中國思想史上，稱為子學復興的時代，蒙塵千年的墨家思想一度得到重視。

兩千年蒙塵，絕學墨道法；十數載開新，諸子百家言！方是時也，國家由閉關鎖國轉入國際爭競之局面，國人莫不內求統(tǒng)一，外求獨立，有若春秋戰(zhàn)國然。中國學術亦面臨先秦之后第二次“道術為天下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赌珜W源流》著成于國難日深之際，書中飽含對中國文化尤其是墨子學說的溫情與敬意。方授楚自言“墨子之道，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救世之急；今內憂外患深矣，守御無方，利之無術。若腐心于區(qū)區(qū)文字之末，而曰此墨學也！是則辱我子墨子于地下矣！尤愚之所萬不敢存此心，而惶悚無窮也！”。梁任公于《子墨子學說》中亦疾呼：“楊學遂之中國。今欲救亡，厥惟學墨”。然墨學果能救國耶？果不能耶？

方授楚《墨學源流》中多次提及的胡適、梁啟超，皆是民國新文化運動的健將。胡適在《先秦名學史》、《中國哲學史大綱》中重新發(fā)掘先秦名家、墨家的名實之辯，使得國人破除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無邏輯思維的誤區(qū)；梁啟超則撰寫《墨子學案》、《墨子校釋》、《子墨子學說》、《墨子倫理學》等墨學論著，開啟民國墨學復興浪潮。胡適、梁啟超弘揚墨學的動機，是期望引入墨家“兼愛非攻，苦行濟世”的群體模范和墨翟“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偉大人格，以此改良國人長久形成的冷漠、自私、麻木、殘酷的民族劣根性和國民性格；以墨學中所展現的科技精神、邏輯精神、實證精神、犧牲精神來接引西方的自由、民主、科學與人權。一言以蔽之，以“墨家店”取代“孔家店”。他們寄望以墨子學說來振衰起弊、救亡圖存，是否成功了呢？

《墨學源流》與尊墨學風

“尊墨”學風之流布，一方面提高了墨學的思想地位，一方面也造就諸多謬誤和偏見；學人多勇于天馬行空的疑古和發(fā)明，疏于謹嚴篤實的考據辨析，正是有所明、有所見、而弊亦隨之。方授楚認為弊在三端：

其一，以墨書為墨子一人所著，其書又包羅萬有，而備深湛廣博之思；而其人救世捍患，更具艱苦卓絕之行，則視墨子為全知全能之天帝矣——弊在以墨學為應付萬事而無窮的“百科全書”，不察古代學問運用于現代社會的可能性與限度；又以墨學之創(chuàng)發(fā)乃截斷眾流，凌空蹈虛，前后無所承續(xù)，猶如猶太教先知口傳神諭而不知其學所自。繼以西方社會學、宗教學之“信念倫理”“克里斯馬”比附巨子制度或尚同、天志，將墨子人格“神格化”，以致于如同宗教教主或者上帝一般。

其二，不察墨學發(fā)生之背景與其演變進步之經過，于其勃興驟衰之理，無所了解。則視墨家如光彩炫目之彗星，乍視而終不復見，儼同神跡矣——弊在割裂墨學源流與傳承之間的關系，以為墨學經過秦火和漢武一教獨尊之后，早已形神俱滅，于后世中國傳統(tǒng)文化全無影響，乃“死掉的傳統(tǒng)”、“死掉的文本”， “博物館化”是其歷史命運。

其三，墨家一宗，自有限界，他派若惠施宋钘公孫龍輩，不復稽其異同，均援之以入墨而張大焉。仿若“驅龍蛇而放之菹”——弊在學風疑古過甚，不采信史，好造新說。不但沒有讓先秦各家文獻之學派歸屬問題得到澄清，反而更陷迷霧。彼時學界不乏以名家道家為墨子后學者的所謂“考據”，本來是要示墨學為深淵大澤，結果反顯墨學為偏門左道，失卻其本來的面目。

以上謬誤多涉及義理與考據，方授楚在《墨學源流》中對之辨析甚詳。除此之外，他還回應因“尊墨太過”而引起的“兩種反響”：謂“恐墨家奪儒家正宗而丑詆之”；謂“震驚墨家學說之高遠，若河漢而無極，則疑為戰(zhàn)國時代之中國所萬萬不能產生者，于是漫然曰墨子非中國人”。特別是他針對彼時學界關于墨子墨學自域外空降中土的奇談怪論，所給予的出入中西古今、兼攝哲學宗教的“比較研究”的大視野，于今人看來仍顯得富有十足的戰(zhàn)斗性和時代感，堪稱開創(chuàng)墨學文章中“護教體”的新局面。

《墨學源流》分上下卷。上卷《墨子生平及其學派》，追溯墨子學說之淵源，梳理墨子學說之體系，縱論墨學之政治、經濟、宗教思想，實為“墨學十論”原典詮釋的力作；繼而考辨墨經之作者與學派歸屬、具列后墨哲學之知識論與實用科學、歸正墨義在歷史流變中的歧出，更兼百科全書式的視野。下卷《墨子之姓氏國籍學說辯》，落力回應近代學人對墨子學說的誤解和潑污，以一種雄辯滔滔的護教式文體，系統(tǒng)駁斥墨翟非姓墨、墨子為婆羅門教徒、墨子為阿拉伯回教徒、墨子為邢徒奴役等謬說妄見。于“十論義理”詮釋、后墨名辨邏輯學等傳統(tǒng)治墨理路外，別開一番“比較哲學”/“比較宗教”的新生面。

墨子。

《墨學源流》與墨學中絕

墨學中絕的過程乃漸而非頓，于今已成學術界的共識。就外部因素而言，秦火和漢武“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后，墨學的傳授始有衰微，但不能謂其全為政治環(huán)境所逼迫?；茨贤鮿矔r仍有墨者，其后蹤跡莫得其詳。胡適之在《中國哲學史》中論到墨學的消亡原因有三：其一，儒家的反對；其二，墨家遭遇政客猜忌；其三，墨家后學詭辯太詭。梁啟超在胡適的基礎上又增一條，認為墨家之道違背人性，墨子雖能獨任，天下人難行。

胡、梁之外，尚有“革命”“反革命”論。李季以墨家為代表秦末農工階級的革命派，由于陳勝、吳廣農民起義遭到鎮(zhèn)壓而失敗，以及革命成果為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劉邦所竊取，以致不能幸存。郭沫若以墨家為反革命派，其自身的消亡正是“自證”了反革命敵不過歷史進化的規(guī)律。

胡適、梁啟超的說法，涉及墨學中絕的內外因。雖不能謂一無所取，確有草率化約之嫌。方授楚認為孟子辟楊墨時“孟學”尚不彰顯，“罷黜百家”時墨學久已衰微，所以言儒家對墨家的反對足致墨學中絕，實在過分夸大。至于“詭辯太詭”，乃胡適錯把名家當作墨家遺傳所造成的歧見，詭辯玄妙乃名家滅亡的原因，非墨家滅亡的原因。由戰(zhàn)國末年至西漢初年，中間歷時百年，政客偶一為之之事，本不足資證墨學因遭猜疑而致絕滅，不然“秦墨”的歷史就不能說清。且儒墨并稱先秦兩大顯學，天下之言不歸楊即歸墨，墨家昌盛之時門徒云集，聲名無遠弗屆，若真如莊子所言的“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學自應“及身而絕”，何待后乎？

李季、郭沫若的說法，方授楚據史料駁之甚詳。秦末農民起義，墨家未見熱烈參與；倒是暴秦統(tǒng)治，反有擁護的嫌疑，因此不能說“革命的”；同時若曰墨家敵不過歷史進化的規(guī)律，何以其不亡于莊孟荀韓百家爭鳴之時，而亡于儒家取得“一教獨尊”的地位之后。方授楚謂郭沫若斯論乃落井下石，墨家誠非因“反革命”而亡矣。須知歷史留下的不盡都是精華，歷史淘汰的不盡都是糟粕。

方授楚認為墨學之流傳中斷于四因：自身矛盾、理想過高、組織破壞、擁秦嫌疑。今人看來，墨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國若其國，超越一己血親，突破五倫關系，走向互動現場式的“第六倫”（兼相愛，交相利）。兼愛非攻交利，是走出自己，邁向陌生他者的別異的行動，這正是孟子批評的“無父”，于親親尊尊的社會遺傳和習慣法之下，本來難行，無法作為一普遍范式推而廣之，適用性似乎不如儒家同心圓式的“推恩”。非攻而贊誅，殺盜非殺人，為了證成止戰(zhàn)非攻而陷入目的論和方法論的循環(huán)論證，最終流于詭辯。墨子學說為徹底役夫之道，以賤人階級的道德來教化平民百姓，尚有可為；若推自其它階級，如貴族、君王，則非善法。其于經濟建設上，節(jié)流有余，開源不足，對保持最低生活水平或有可為，于擴大再生產實乏善可陳——這正是墨家理論邏輯上不自恰、墨家理想陳義過高而難以實行的原因。

又《韓非·顯學》篇云“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墨子、禽子死后，墨家學派后繼無人，再無一具號召力凝聚力之領導，后墨時代墨家組織分裂崩解之征兆，幾可見也。至于墨家西入秦國一事，學界歷來存疑。僅依傳世經典儒《呂氏春秋》或極其有限的出土秦簡的記載，仍不足征，文獻不足故也。著名學者何炳棣先生認為秦制的建立，是在政治上實現了墨家尚同的理想；秦國轉弱為強非商鞅變法，實為墨者功勞；墨者入秦助秦，為國史一大事因緣，是大一統(tǒng)帝國的隱秘先聲。何炳棣先生此論與方授楚暗合，方授楚于幾十年前已有如之想象，可不謂學人之間“心有戚戚焉”？

《墨學源流》與國學未來

中國學術最昌明的時代，除了民國之外，就是據今兩千多年以前諸侯割據戰(zhàn)亂頻仍的先秦，彼時百家齊放，諸子爭鳴，大抵有“六家九流”“九流十家”（司馬談《論六家要旨》；班固《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實為華夏文明的第一個歷史高峰。傳統(tǒng)意義上，統(tǒng)攝先秦至漢初的主流學派為儒、法、墨、道四家。而自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之后，儒家之外的諸子逐漸淪為旁支，不再具有主導話語權的地位。當然這不代表儒家之外的諸子傳統(tǒng)徹底消亡，它們有的以“民間”和“在野”的“體制外”形式繼續(xù)存在（如漢初墨俠），有的走向士人內心深處成為修身養(yǎng)性的不二法門（如魏晉玄學）；有的借殼上市煉成君王獨門家法，所謂“儒表法里”、“霸王道雜之”。儒家自此確實成為了中國文化“大傳統(tǒng)”的精神底色，其他諸子學派大部分匯入了中國文化的“小傳統(tǒng)”當中，作為文化潛流，影響至今。道家之于道教修仙丹藥養(yǎng)生服氣的原型意義，陰陽家之于葬師風水堪輿五行數術的原始價值，墨家之于民間會社綠林幫派江湖豪俠的精神原動力等等，大抵皆屬此類。如今人們對儒學成為“王官學”之后的中國歷史都比較熟悉，卻對“一教獨尊”之后諸子百家的發(fā)展狀況不甚了解。尤于在先秦與儒家并稱顯學、后“中絕千年”的墨家而言，更顯面目模糊。加之相關墨學出土文獻稀少，學派歸屬成疑，似乎真是蒙塵千年，一朝而斬，再無余續(xù)。

然墨學果以成前世劫灰耶？誠如方授楚所言：墨學非真能亡也！一圣人死，其氣化為數十賢，子墨子學說澤被儒法道兵農等諸子百家者，何可勝數！發(fā)而為行動者的，有許行及任俠一派；尚同、重功利，則見取于法家；節(jié)用平等，為道家所吸收；甚至儒家士君子念茲在茲的烏托邦——《禮運·大同》中所描繪的“大同盛世”，更是受墨家兼愛理想所啟發(fā)而作。

今人從近代思想史的角度回看，會感到清末民初的墨學復興浪潮對于墨家思想價值的真正重光，作用是有限的。1949年以后的墨學研究學者治墨的方法論很大程度上擺脫不了本質主義的窠臼，無法以人類文明史觀來超拔階級斗爭史觀，墨家與儒家的學術論戰(zhàn)被描繪為底層向貴族的階級斗爭。幾十年過去了，仍然停留在我稱之為“小乘墨學”老路的訓詁考據?？?、“十論”義理詮釋外；在介入當下時代的社會議題，例如民族主義、宗教對話上也十分無力。未來的墨學復興必須在身位上有“信心的一躍”，從未濟邁向既濟。當代墨學復興應當發(fā)揮想象力，哪怕先作為“思想實驗”，從舊思想中開掘新資源。

即便是在今天，相比從事儒學研究的學術群體而言，像方授楚這樣對墨學進行專題性研究的學者，并不算多數，這實在是漢語學界的遺憾。然而“道待人而后傳”。距先秦千年有余的周敦頤，就曾以“心傳”之方法，接續(xù)道統(tǒng)千載不傳之秘。故蒙塵之絕學雖有如上之困境，也并不妨礙后人思接千載。1997年，時任湖北大學政治行政院教授的張斌峰和供職于山西省教育出版社的張曉芒發(fā)表了當代新墨家的宣言式文章《新墨學如何可能》。這篇以康德式發(fā)問為起頭的“宣言”，闡述了新墨家須在“建本—文化的全觀與深層透視”、“創(chuàng)新—對墨學的創(chuàng)造性詮釋”上做兩方面的工作。文中更提出對墨學做現代性詮釋的三重方法，即“作者意”“文字意”“精神意”。七年之后，時任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研究員的彭永捷又發(fā)表了《“現代新墨家”的文化解讀》。彭永捷在肯定張斌峰、張曉芒對墨學開拓之工的同時，也提出了一些批評。如究竟是“援西入墨”還是“援墨入西”；“草創(chuàng)而未明”的新墨學如何與當代文化中的各家顯學互動；新墨學是否可能淪為應付萬事且應之無窮的“高大全”“萬金油”等。彭永捷的責問可謂切實中肯。新墨學的發(fā)明，除了“儒墨比較”中的常規(guī)議題，如“境界性內向反求”的“內圣”與“實踐性工具理性”的“法儀”，“家族相似性”的泛愛和“視人之家若視其家”的兼愛的辨析之外，必須超越“墨學的現代價值”“墨學的現代意義”“墨學對構建和諧社會有什么作用”“墨學如何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等之類的應用性的、即時性的膚淺層面。

墨家作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偏統(tǒng)”、支流，本身不具備和儒家一樣的文化當量，歷來不為人所重視。其實以一種“大國學”的視野觀之，墨家作為儒家最早的“反對派”，其站在“在野”立場的“他者”視角，非常有利于以文化“偏統(tǒng)”的地位來看文化“正統(tǒng)”的不足，好比以“個體言說”的“獨一”來彌補“宏大敘事”的“同一”。毫無疑問，隨著當下的國學熱潮，墨學又一次面臨復興的機會。其重點也在于促進國學內部的一種反思和批判，給大家提供一種墨學之維。不應該讓人們以為國學就是儒學，這是把國學狹隘化。國學不僅是中國之學，更應該是普世之學。墨家的兼愛非攻就是中國特色的普世價值，是最中國也是最普適的學說，放之四海而皆準、歷萬代而常新。墨家學說經過現代化的詮釋，以及原典義理的重光，完全可以開出超越政治儒學的兼具中國特色和普世價值的政治哲學；而墨子精神力的千載相接，更是提振國人道德信仰、民族士氣的應有之義。某種程度上，當代墨學復興正是要繼承方授楚、胡適、梁啟超等前賢未竟的事業(yè)。

幾十年前，當代大儒、港臺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先生曾經慨嘆“中國文化花果飄零”，而今隨著大陸國學回潮的境況，似已不必再如是悲觀。中國文化是支撐中華民族綿延不絕生生不息的文化神髓和思想肌理，一種文化的傳承，賴有前人播下種子，方有后人收獲果實。方授楚有感時人于墨學有所蔽，發(fā)憤而作《墨學源流》，凡兩卷十五章，顯白墨家微言大義，接續(xù)墨學千年道統(tǒng)，足可資后代一窺民國墨研成就之格局，亦可資當下新國學、新墨學的創(chuàng)新發(fā)明。民國以降，近百年來，我國漸入全球化之新戰(zhàn)國時代，將何恃以為國際競爭之才具，將何恃以為立身處世之資本，尤當審慎思之。方授楚已開出一條進路，即參考西方思想，酌采墨家學說，以墨子之道，來應付時代的變化?！赌?middot;大取》云：天下無人，子墨子之言猶在！誠哉斯言！方授楚的《墨學源流》就是這樣一枚種子。只要種子不死，無慮花果飄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