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意大利的馬克·圣塔加先生的好奇心并不比英國維多利亞時代一個普通讀者更多。在讀完講述兩個女人一生友誼的四部曲——《我的聰明朋友》、《一個新名字的故事》《離開的和留下的》《走失孩子的故事》——之后，他想知道這位可敬的埃倫娜·費蘭特女士是誰。

他想知道的包括但不止于：她是長發(fā)還是短發(fā)，眼睛是什么顏色，有過什么樣的生活經(jīng)歷，為什么寫作……偶爾，只是很偶爾，這樣的疑問也會從內(nèi)心最深處冒起來：就像喬治·艾略特、勃朗特姐妹等女士們曾經(jīng)做過的那樣，埃倫娜這個名字的主人，是否會是一位男士。

不巧的是，這位女士的神秘是出了名：她的作品所行之處好評如潮，幾乎快成為一種現(xiàn)象，然而她不參加簽售會、不出席頒獎禮、不現(xiàn)身采訪，只接受郵件通函、扉頁上不印頭像、不發(fā)Twitter……圣塔加先生不想糾結(jié)費蘭特女士的性別問題了，或許眼下應(yīng)該擔心的是，時日一久，新的、更大的疑問會浮出水面：埃倫娜·費蘭特真的存在嗎？她會不會是AI？

《我的聰明朋友》

圣塔加先生不是一名普通讀者。他寫小說，在比薩大學研究語文學，熟讀彼特拉克和但丁，他早已習慣了面對原作者因不可抗拒因素缺席的考古現(xiàn)場。

那么就動手吧，他孜孜不倦地對文本進行細讀和深究，最后，他把猜測投向了那不勒斯一位名叫馬塞拉·馬默的女教授。他向意大利主流刊物《晚間郵報》（Corriere della Sera）透露了以下依據(jù)：

1.費蘭特女士小說中出現(xiàn)的部分比薩街名自1968年后發(fā)生了變動，這意味著作者于1968年之前便離開了比薩。

2.四部曲的主人公埃倫娜·格雷科曾在著名學府比薩高等師范學校（Scuola Normale）學習古典文學。根據(jù)學校年鑒，馬默女士似乎是唯一一位60年代間在比薩求學且熟知意大利當代史的那不勒斯女性。

且不論當前唯一知道埃倫娜真實身份的出版人桑德拉·費里夫婦否定了圣塔加先生的猜想，他的推論本身似乎也很難站得住腳。在此之前，不妨聽一聽前不久去世的意大利作家翁貝托·?？平?jīng)歷的一則軼事。在《悠游小說林》里，?？铺岬揭晃蛔屑毜淖x者，在國家圖書館查閱完1984年6月24日的報紙后，寫信詢問作家，其代表作《傅科擺》中人物當天經(jīng)過某街道時，怎么可能沒看到一場大火？小說為何對這場大火忽略不計？而一向?qū)懶≌f的準備工作幾乎巨細無遺的埃科坦言，自己并不知道那場實際發(fā)生的火災(zāi)；但同時，他的小說也沒有義務(wù)與這一天完美匹配。為了讓這位可愛的讀者了解小說與現(xiàn)實世界較為隱秘的聯(lián)系與不同，?？魄谇趹┯謱懥松先f字，在此先按下不表。

將原話奉還給馬默先生的推理。像磁懸浮列車一樣凌駕于現(xiàn)實之上的小說，不一定非要對一條真實存在的街道的戶籍亦步亦趨。而作家埃倫娜借年近七旬的女主人公埃倫娜之口講述她的故事時，實在沒有必要讓自己的數(shù)據(jù)與小說人物的數(shù)據(jù)處處貼合。寫小說畢竟不是審計工作，對吧。

錢鍾書先生有言，假如你吃了個雞蛋覺得不錯，何必認識那下蛋的母雞呢。但費蘭特女士的面紗如此密實，她表現(xiàn)出的才華如此驚世，以至于她固執(zhí)的逸世之姿讓好奇的心受了傷，動了火。

小說家多梅尼克·斯塔諾內(nèi)先生是一連串的受害者之一。常年來他被懷疑為埃倫娜費蘭特的真身，甚至被記者質(zhì)問：既然外界已經(jīng)有這么多流言，他為什么還要特意寫一本和費蘭特女士《被拋棄的日子》（The Days of Abandonment）如此相似的書？

快被逼瘋的斯塔諾內(nèi)先生氣惱地說：“費蘭特女士并不是唯一一個寫過棄婦故事的作家，你知道吧，為什么我們不來說說斯塔諾內(nèi)和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之間的關(guān)系呢？”

偵探圣塔加先生也坦言，去年他的作品《像戀愛中的女人一樣》（Come Donna Innamorata）與費蘭特女士的作品《走失孩子的故事》一同入圍意大利知名文學獎項“斯托里加獎（the Strega Prize）”，也讓他感受到后者龐大又無形的陰影。而消除這個陰影，成為了他研究文本的最大動力。

《一個新名字的故事》

圣塔加懷疑的對象——馬默女士——是不是又一個無辜的“受害者”呢？事情到這里發(fā)生了更有趣的轉(zhuǎn)機。

媒體的電話打破了馬默女士平靜的教書生活。如果她真的不是費蘭特女士的話，或許人們會更內(nèi)疚一點。然而她的回答引起了大家更大的興趣：不，她不是埃倫娜費蘭特，她今年69歲，但她只讀過費蘭特女士的《我的聰明朋友》，很不錯，她很喜歡。她曾經(jīng)是反法西斯作家卡洛利瓦伊發(fā)起的新反抗（Nuova Resistenza）運動的一員，后來嫁給了利瓦伊的侄子。對于那些貫穿費蘭特女士那不勒斯系列的主題——犯罪、資本主義、意大利社會階層和南部工業(yè)化——馬默女士似乎都具備足夠的發(fā)言權(quán)。她甚至享受回答記者的提問。“一個人的身份可以不止一個，”這些模棱兩可的話是否是有意為之？“我是一個那不勒斯人，一個意大利人，一個女人，一位教授，一個歐洲人和一個世界公民。”她說。

多么意味深長。馬默女士無疑是一位幽默敏銳的學者，然而誰又能說這樣的智慧是費蘭特女士的專享？話說回來，無論她是費蘭特還是不是，這番話都已經(jīng)成功地將一灘渾水攪得更渾了……

是時候請出埃倫娜本人來說說話了。

2015年，埃倫娜的出版人桑德拉·費里夫婦受《巴黎評論》之約對作家進行了一次專訪。對于為何選擇隱藏自己，埃倫娜如是說：

“二十年是一段很長的時間，1990年時我做出這個決定的原因……已經(jīng)改變了。那時我很害怕走出自己的世界。膽怯占了上風。后來，我開始對媒體不滿，它們不關(guān)注作品本身，而是根據(jù)一個作者的知名度來判斷作品價值。舉個例子，絕大多數(shù)廣受追捧的意大利作家和詩人同時也是學者、資深編輯或從事其他顯赫專業(yè)，這是令人咂舌的。就好像文學不能通過文本自身呈現(xiàn)它的嚴肅性，而需要‘外在’的資質(zhì)。”

如果說選擇隱身的原因只是一次心血來潮、一個玩笑、初出茅廬的膽怯或者——像某些媒體所指的——是為了炒作，那么我們或許可以期待在將來的某天一睹作家真容，然而在埃倫娜的解釋中，作家個體的遁形變成了一個關(guān)乎美學與價值的文學命題。

《離開的和留下的》

埃倫娜是“新批評”理念的擁躉。當她提及“沒有一部文學作品不是傳統(tǒng)、技藝和集體智慧結(jié)成的果實”“我們忽略集體智慧的重要性轉(zhuǎn)而執(zhí)意窺視每一部作品背后的創(chuàng)作個人”時，她顯然想到了曾撰文《傳統(tǒng)與個人才能》的T.S.艾略特。以文本至上的新批評強調(diào)應(yīng)當對作品進行“摳字細讀”，而不應(yīng)在作家的生平、傳記、談話錄中尋找答案，過分解讀。埃倫娜說，“對一個作家來說最迫切的問題”并不是“有哪些經(jīng)歷可以作為素材”，而是“什么樣的詞匯、句子的韻律和語調(diào)最適于講述我所知道的事”；“文學真相只關(guān)乎措辭，它與作家在句子中投注的力量成正比。”

隱身同時也帶給了她更多的創(chuàng)作自由。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每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概最諳其苦。埃倫娜說，“一旦當我知道完成的作品能離開我獨立走入這世界，一旦我知道作為實物的我不會出現(xiàn)在它身邊——就好像這本書是一只小狗兒我是它的主人一樣——我對寫作就有了一些新發(fā)現(xiàn)。”

至于讀者，好奇的不好奇的惱羞成怒的讀者們呢？埃倫娜說她寫作就是為了能有人讀。她會盡其所能地吸引讀者的注意力，但卻不會像商家逢迎消費者一樣慣他。讀者們已經(jīng)習于將作者視作一個作品之外的實體了——發(fā)推、巡講、簽售——然而如果想要真正了解她，只需要進入她的作品。“當一個人純粹地僅僅通過寫作將自己展現(xiàn)給大眾時——這也是唯一重要的事——她的匿名就變成了故事、詩節(jié)、甚至小說的一部分。……她將比副刊里的照片、讀書沙龍、文學節(jié)、電視宣傳里出現(xiàn)的那個人更為真實。”而讀者應(yīng)當像了解一個小說人物一樣去了解小說作者：素未謀面，但卻知道她怎么說話，怎么思考，怎么想象。

《走失孩子的故事》

不帶一絲歉意地，意志堅定的費蘭特女士大概會繼續(xù)匿名下去了，但其實如果我們是她的那位“理想讀者”，就應(yīng)當從一開始便到她的作品中去找答案，在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一部《我的聰明朋友》的第一章，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一位蓄意隱身的女士：主人公埃倫娜六十余歲的好友萊拉神秘失蹤，將家里的所有關(guān)于她的東西——出生證明、書、電腦、衣物——盡數(shù)拿走，連一只發(fā)夾都不留下，甚至決絕到將自己從家庭合影中剪下。

敘述者埃倫娜知道，“（萊拉）正在過度拓展’痕跡’這個詞的概念。她不僅僅想要消失，此時此刻，六十五歲的關(guān)頭，她還想抹去留下的整段人生。”

“咱們看看這次誰會贏，我對自己說。我打開電腦開始寫——我們故事的全部細節(jié)，仍然留在我記憶中的所有一切。”

看吧，用小說來代替肉身——從一開始，埃倫娜就打算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