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心（油畫）劉宇一作

你聽說過老漁陽里2號嗎？你去過老漁陽里2號嗎？

發(fā)生在老漁陽里2號的故事，距離今天已經(jīng)一個世紀了。那是1920年，在上海。或許，沒有人知道老漁陽里2號的門牌究竟更換了多少次，但人們知道它現(xiàn)在的門牌是南昌路100弄2號。  100年前，中國共產(chǎn)黨人就是在這里選擇了走馬克思主義道路，創(chuàng)世紀地鑄就了中國革命的紅色起點。

20世紀20年代，上海租界林立，石庫門這種別具一格的里弄住宅，可謂老上海的縮影。位于法租界環(huán)龍路的老漁陽里2號，是一幢典型的一樓一底的石庫門房子。門楣上方是一個典型的A字三角形石雕，布局精巧，整潔干凈。這里原本是老革命黨人柏文蔚的公館。2月中旬，陳獨秀乘坐外國輪船到達上海。3月初，他從好友汪孟鄒位于五馬路（今廣東路）棋盤街的亞東圖書館搬到這里居住，原本冷冷清清的柏公館一下子就熱鬧起來，真可謂“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

現(xiàn)在，“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回到了上海，新文化運動的“旗艦”——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chuàng)辦的《新青年》自然也跟著他回來了，老漁陽里2號也就成了《新青年》編輯部。在陳獨秀的身邊，又匯聚了一群新青年，李漢俊、李達、沈雁冰、陳望道、施存統(tǒng)、楊明齋等是老漁陽里2號的座上賓。

走進老漁陽里2號，進門就是客堂間，也是陳獨秀的會客室。瞧！堂間最顯眼的位置，掛著一塊小黑板，上面寫著“會客談話以十五分鐘為限”。陳獨秀確實太忙了，拜訪者絡繹不絕，踏破了門檻。堂間有一把皮面靠背搖椅，與人談話時，他就坐在這把搖椅上。陳獨秀中等身材，前額寬廣，眼神炯炯，閃耀著智慧之光。在年輕人眼里，這位思想界的大明星，儀表確實與眾不同，西裝革履，儀態(tài)文雅，待人隨和。在不拘形式的談話中，他頃刻間就能把對方征服，一笑起來就露出整齊的牙齒，散發(fā)著充沛的生命活力，儼然是一位大知識分子。

夏天來了，季風也給上海帶來了雨水。5月5日，毛澤東從北京來到了上海，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29號。五四運動前夕，他和蔡和森、何叔衡等人在長沙成立了新民學會，創(chuàng)辦了《湘江評論》。因為組織發(fā)動“驅張（敬堯）運動”，他率領湖南驅張請愿團于1919年12月18日到達北京，住在北長街99號（今北長街20號）福佑寺。完成北京的事務后，他匆匆趕往上海。5月8日，在上海半淞園，他同新民學會會員彭璜、李思安等為歡送即將赴法勤工儉學的陳贊周等6位會員開送別會。一年前，同樣是為了送新民學會會員赴法勤工儉學，他也是從北京趕到上海。那一次，毛澤東遭遇了困難。1936年10月，他在陜北保安（今志丹縣）向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口述自傳時回憶說：“當我到達浦口以后，又是一文不名了，而且連車票錢也沒有。沒人有錢借給我，也不知道怎樣才能離開這個地方。不過最倒霉的就是一個賊偷去了我僅有的一雙鞋子！啊呀！怎么辦呢？可是‘天無絕人之路’，我的運氣非常好。在車站外面，我碰到了一個湖南的老友，他借給我足夠買一雙鞋子和到上海車票的錢。”毛澤東稱這位湖南老友是他的“救命菩薩”。

這位“救命菩薩”名叫李聲澥，在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讀書期間與毛澤東相識，也參加了新民學會。早在1918年夏天，他就來到上海，在一家古董玩具店幫工。1920年3月，作為《新青年》的忠實粉絲，他獲悉陳獨秀的住處，便來到老漁陽里2號慕名拜訪。作為學生出身的知識分子，他聽從陳獨秀的意見，改名李中, 進入有3000多名工人的江南造船廠當了一名鉗工。因深得陳獨秀賞識，李中被邀請臨時住在老漁陽里2號，跟隨陳獨秀一起開展工人運動。

在上海，毛澤東很快就見到了這位久別的湖南老友。李中勸毛澤東一起從事工人運動。毛澤東也很想向李中學習，在寫給羅學瓚的信中談起此事時說：“我現(xiàn)在很想作工，在上海，李聲澥君勸我入工廠，我頗心動。我現(xiàn)在頗感覺專門用口用腦的生活是苦極了的生活，我想我總要有一個時期專用體力去作工就好。李君聲澥以一師范學生在江南造船廠打鐵，居然一兩個月后，打鐵的工作樣樣如意，由沒有工錢已漸得到每月工資12元。他寓居上海法租界漁陽里2號，幫助陳仲甫先生等組織機器工會。”

1920年6月的一天，毛澤東和彭璜、李啟漢等跟隨李中走進了老漁陽里2號，見到了仰慕已久的陳獨秀。毛澤東比陳獨秀小14歲，也算是忘年交了。早在1918年，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佐理員的時候，文科學長陳獨秀就經(jīng)常來他這里借閱書刊。幾十年后，毛澤東依然念念不忘，“他給我的影響也許比那里任何人所給我的都大”。

見面后，陳獨秀向毛澤東表示了對湖南人抗爭精神的贊賞，毫不諱言對張敬堯胡作非為的憤慨。

毛澤東表達了對陳獨秀的尊重和敬仰，介紹了創(chuàng)辦《湘江評論》、宣傳新思想、新文化的情況。

陳獨秀對《湘江評論》的工作和驅張運動都給予了高度評價。他還列舉王船山、曾國藩、羅澤南、黃興、蔡鍔，贊揚他們都是艱苦奮斗、扎硬寨、打死戰(zhàn)的湖南人。

談話中，毛澤東向陳獨秀說明了“湖南改造促成會”的計劃，征求陳獨秀的意見。在毛澤東身上，陳獨秀看到了湖南人的奮斗精神，十分高興地說：“一個人的生命最長不過百年，或長或短，不算什么大問題，因為他不是真生命。大問題是什么？真生命是什么？真生命是個人在社會上留下的永遠生命，這種永遠不朽的生命，乃是一個人生的大問題。社會上有沒有這種長命的個人，也是社會的大問題。奧利芙·施賴納的小說中有這么一個故事，你見過蝗蟲它們怎樣渡河么？第一個走下水邊，被水沖走了，于是第二個來了，于是第三個，于是第四個，到后來，他們的死骸堆積起來，成了一座橋，其余的便過去了。那過去的人不是我們的真生命，那座橋才是我們的真生命，永遠的生命！因為過去的人連腳跡也不曾留下，只有這橋留下了永遠紀念的價值。”

毛澤東說：“先生說得真好。有真生命的人，是因為他們造的橋的生命永遠存在那里，在我們心中。”

說到這里，毛澤東又跟陳獨秀談起在北京與李大釗見面的情形。表示自己在北京讀了許多俄國十月革命的書籍，像邵飄萍的《綜合研究各國社會思潮》《新俄國之研究》，還看到了一些共產(chǎn)主義書籍。

陳獨秀告訴毛澤東，陳望道剛剛完成《共產(chǎn)黨宣言》全本的翻譯工作，自己和李漢俊先生正在校閱，馬上就要出版了。

陳獨秀聽說毛澤東在北京時就閱讀過馬克思的《資本論》，非常欣慰，感覺遇到了知己，越說越有興致。他告訴毛澤東：“馬克思的《資本論》是研究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chǎn)關系的著作，闡述了生產(chǎn)力和生產(chǎn)關系、上層建筑和經(jīng)濟基礎，揭示了現(xiàn)代社會的發(fā)展規(guī)律。湖南受軍閥蹂躪較其他省份慘痛，社會各階層都對督軍制度有反感，尤其是工人農(nóng)民。前不久，上海厚生紗廠女工事件在長沙新聞界鬧得沸沸揚揚，我們專門做了調查，想必你們也看到了。”

毛澤東說：“我在《新青年》上看到了，感謝先生為我們湖南女工說了公道話。的確像先生所說，現(xiàn)在的勞動運動，已經(jīng)是要求管理權的時代，而不僅僅是要求待遇的問題了。無論待遇如何改良，終不是自由的主人地位。”

“厚生廠在湖南招募女工無論辦法好歹，都不單是湖南的女工問題，也不單是上海男女工人的問題，乃是全中國勞動問題。要知道，我們吃的糧食，穿的衣服，住的房屋，都是勞動者做的。社會上有各種人，唯有勞動者才是社會的臺柱子。”說到這里，陳獨秀指著李中說，“現(xiàn)在，我請李中和我一起組織機器工會，把工人群眾組織起來，提高他們的覺悟，一起為這個國家而奮斗。”

聽了陳獨秀的話，毛澤東眼睛一亮。他向陳獨秀表示，回長沙后，將籌辦文化書社、工人夜校，宣傳新思想，提高人民的思想覺悟，把自治運動搞起來。陳獨秀十分贊許。

1920年7月，返回長沙前夕，毛澤東再次登門，向陳獨秀告別。在老漁陽里2號，他詳細談了回湘后的打算，包括成立文化書社和俄羅斯研究會、組織湖南人民自治運動，表示要繼續(xù)做好《新青年》的發(fā)行工作。陳獨秀十分贊賞，對毛澤東說：“我正在籌備組建共產(chǎn)黨。如果你們的計劃順利實現(xiàn)，也是建黨的最好準備。”毛澤東興奮地說：“我們也想在這些工作的基礎上，做好湖南黨組織的建設工作，今后請先生多多指導。”陳獨秀握著毛澤東的手說：“希望你們繼續(xù)努力，發(fā)揚湖南人的奮斗精神！”

的確，在上海的這兩個月，是毛澤東一生中最為關鍵的一個時期。他在寫給好友的信中說：“好多人講改造，卻只是空泛的一個目標。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用什么方法達到，自己或同志從哪一個地方下手？這些問題，有詳細研究的卻很少。”毛澤東感覺自己像“睡在鼓里”一樣。這次與陳獨秀的會見，讓他茅塞頓開。后來，他在自傳中深情地回憶道：“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時候，曾經(jīng)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陳獨秀談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chǎn)生了深刻的印象。”他還說：“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經(jīng)在理論上和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從此，我也自認為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上海，對陳獨秀來說確實是一塊福地。這里，不僅是他躲過數(shù)次通緝追捕的避難地，也是他四次東渡日本求學或流亡的出發(fā)地，還是他發(fā)動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F(xiàn)在，上海又將成為他發(fā)起建立中國共產(chǎn)黨的濫觴之地，他將帶領新一代知識分子中的先進者在這里與產(chǎn)業(yè)工人相結合，以俄國為榜樣，開始探索走一條救亡圖存的道路。事實上，就在毛澤東1920年5月抵達上海的時候，陳獨秀發(fā)起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探討社會主義學說和中國社會改造問題。而在與毛澤東會見的這個6月里，陳獨秀在老漁陽里2號與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tǒng)等人開會商議，決定成立黨組織，還起草了黨的綱領。

1920年8月，在共產(chǎn)國際代表維經(jīng)斯基的支持和推動下，中國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在老漁陽里2號《新青年》編輯部成立，推陳獨秀擔任書記。那時，關于黨的名稱問題，陳獨秀和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tǒng)等人也沒有最后確定下來——是叫社會黨，還是叫共產(chǎn)黨，抑或叫社會共產(chǎn)黨？為此，陳獨秀專門致信征求李大釗的意見。李大釗主張定名為“共產(chǎn)黨”。陳獨秀同意并決定黨的名稱就叫“中國共產(chǎn)黨”。老漁陽里2號成為各地共產(chǎn)主義者進行建黨活動的聯(lián)絡和指揮中心。從此，古老的中國大地上有了共產(chǎn)黨。

這年11月，在老漁陽里2號，中國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擬定了《中國共產(chǎn)黨宣言》，創(chuàng)辦半公開的《共產(chǎn)黨》月刊（實際情況為：從1920年9月起，《新青年》成為上海共產(chǎn)黨組織的機關刊物。11月，上海黨組織創(chuàng)辦半公開的《共產(chǎn)黨》月刊）。其間，陳獨秀分別給北京、武漢、長沙、廣州、濟南的朋友們寫信，希望他們盡快籌備建立黨組織。不久，陳獨秀收到了毛澤東熱情洋溢的邀請，希望他去長沙出席湖南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大會。因要去廣州就職，遺憾未能成行。于是，毛澤東在新民學會的先進分子中，創(chuàng)建了長沙的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

日出東方，苦難輝煌。毛澤東說：“中國產(chǎn)生了共產(chǎn)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

滄海桑田，換了人間。穿越百年時光，老漁陽里2號，一個見證開天辟地大事變的地方，一個不應該被遺忘的地方！

（丁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