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香港中評社報道，6月24日，第三屆京臺學者共研會·京臺地方學分論壇在京舉行。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統(tǒng)一戰(zhàn)線高端智庫駐站研究員，法學博士田飛龍在會上發(fā)言表示，臺灣的完全統(tǒng)一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但此時美國和“臺獨”卻破壞了這個必然要求，因此對臺工作要進入危機應對時刻。
田飛龍指出，十九大報告將港澳臺問題歸入“一國兩制”戰(zhàn)略下加以定位和處理，以最有利于民族偉大復興的方式確定各自的實施方略。其中港澳問題以依法治理與融合發(fā)展為主導性方略，而臺灣問題則以底線反“獨”和積極促“統(tǒng)”為主導性戰(zhàn)略。這是因為港澳問題的本質是回歸后的憲制治理問題，而臺灣問題則屬于未完全統(tǒng)一前的促“統(tǒng)”進程問題。
“大陸充分意識到在民進黨較大概率長期執(zhí)政條件下，兩岸關系需要更多突出大陸的主場效應及主動作為，以及更多盯準臺灣民意加以長期塑造和引導，以創(chuàng)造最終完全統(tǒng)一的最有利條件。兩岸的政治博弈進入全面的民意戰(zhàn)和長期的綜合實力競爭階段，比拼雙方的政治意志力與戰(zhàn)略定力，以及充分利用地緣及國際政治資源展開再平衡的統(tǒng)籌能力。”田飛龍說，十九大報告對此類嚴峻挑戰(zhàn)有充分的戰(zhàn)略估計，從堅定“一國兩制”憲制方略、堅守“一個中國”核心底線、堅持中華文化融合立場以及積極開展“同等待遇”公民管理等諸方面，剛柔并濟，以政治的審慎性與實踐的務實理性確定最終指向“和平統(tǒng)一”的歷史進程。
田飛龍表示，十九大報告開啟了和平統(tǒng)一的新征程，對“臺獨”及兩岸關系僵局有充分估計，但并未直接訴諸激進的“武統(tǒng)”，而是以最大善意和最充分自信將兩岸完全統(tǒng)一放置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加以定位。民族復興面臨著歷史上最為接近的戰(zhàn)略時刻，因此一切其他問題或戰(zhàn)略均需與之相協調。臺灣問題需要通過長線的民族復興與國家發(fā)展的歷史過程加以結構化解決。十九大報告涉臺論述有剛有柔，底線反“獨”與多條線準備統(tǒng)一條件并駕齊驅。報告留有未來戰(zhàn)略機動余地，信賴國家發(fā)展前途與臺灣最終民意取向，對民進黨的“臺獨”相關行為具備對等升級與反制的足夠能力。
田飛龍談到，時間在大陸一邊，這是十九大報告從容論述兩岸關系及和平統(tǒng)一諸般事項的邏輯前提，不急躁，不冒進，有理有利有節(jié)地推進朝向完全統(tǒng)一的最終時刻。“一國兩制”最終落實于臺灣是完全統(tǒng)一的憲制方略，不可能照搬港澳模式，卻大有借鑒正反兩方面經驗的歷史機遇及可能性，我們對此誠有期待。
談及臺灣地位與困境，田飛龍表示，世界給臺灣的2018勞動節(jié)禮物是多米尼加的“斷交”。這對臺灣民進黨當局而言不是好兆頭。用“內憂外患”來形容當下的臺灣政局，并不為過。島內年金制度改革引發(fā)退伍軍人“占領立法院”行動，讓人感慨2014年之“太陽花學運”再臨，而臺灣地區(qū)教育部否決臺大校長候選人管中閔之任命，也引發(fā)了一場所謂的“新五四運動”。當以自由民主抗爭上臺的民進黨在內外壓力下以制度性暴力反噬自由民主之基本價值與底線時，臺灣民主已陷入一種邏輯背反的精神病理之中。
田飛龍認為，盡管2018年美國的“臺灣旅行法”仍然高捧臺灣為亞洲“民主燈塔”，但臺灣自身的民主之光已漸形黯淡，且很難走出“內外”的結構性困境。這一困境來自于中美博弈的大格局，也來自于自身民主民粹化的“臺獨”迷思，但國際秩序變動是最主要因素。
田飛龍?zhí)岬?，中國應對全面升級之美國遏制?zhàn)略的基本立場是：剛柔并濟，對等升級。在中美你來我往的“史詩級”貿易戰(zhàn)與國際秩序對抗中，臺灣在美國全球戰(zhàn)略中的地位一時“虛高”。
田飛龍表示，民進黨在全面“離岸”的同時，奉行“全面親美”立場，時時處處“唯美是從”，甚至在中美貿易摩擦中上了美國戰(zhàn)車，對大陸封鎖芯片技術與材料，可謂“親者痛，仇者快”。由于民進黨不可能具有中華民族認同及國家利益自覺，而只是本土主義的割據政權，其內部統(tǒng)治秩序又出現了民粹化與制度化暴政，終于站立在兩岸人民的共同對立面，而其自身的民主光環(huán)、經濟優(yōu)勢、地緣文化影響力及國際地位必然日益邊緣化。
中國人民解放軍4月18日在大陸福建沿海舉行實彈軍演，備受輿論關注。就此田飛龍指出，此次臺灣海峽實彈演習，針對性非常明確，是對美方的背信棄義以及“臺獨”的激進行為進行的正當回應動作。
田飛龍表示，在目前以美國為代表的國際勢力以及民進黨單方面破壞“九二共識”的背景之下，中國大陸不得不思考以一種非和平方式去推進國家統(tǒng)一，亦即在綜合思考臺灣問題整體解決方案時要更加注重面對現實，探尋一種“武統(tǒng)”與“和統(tǒng)”相結合及理性銜接的方法，最終過渡到“和統(tǒng)”及某種“一國兩制”憲制框架的政治統(tǒng)一狀態(tài)。從中國主權政治及歷史辯證法的角度來看，以適當形式與強度的“武統(tǒng)”掃除“臺獨”及外部干預力量，幫助臺灣人民實現回歸祖國愿望及落實“一國兩制”憲制承諾，推動兩岸共同完成最終統(tǒng)一與民族復興歷史任務，是完全符合中共長期奉行之兩岸關系基本政策立場與法理預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