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島內政局的變與不變
2018地方選舉選后漣漪效應持續(xù)擴大。國、民兩黨都爆發(fā)了激烈的派系斗爭和布局暗戰(zhàn)，進入了新舊勢力的復雜博弈和力量重組階段，新的民意脈動也為臺海局勢增加了不確定性。
（一）傳統(tǒng)政黨權力結構和政治生態(tài)備受沖擊，藍綠皆圍繞選舉展開內斗
一方面，民進黨選后陷入內亂。敗選后，民進黨并未展現(xiàn)痛定思痛、深刻反省的決心，而是陷入了權力與路線的內部糾葛。其一，敗選反省失焦。蔡英文雖辭黨主席但并未真正反省，民進黨檢討基調是黨務系統(tǒng)選舉策略失當，民眾受“中國（大陸）假新聞”蠱惑且“跟不上改革腳步”。其二，派系權斗加劇。敗選讓黨內派系汰換再次浮上臺面。近年來“新英共治”壟斷資源分配的格局引發(fā)反撲；而在臥榻之側的賴清德威脅下，蔡英文也有意拉攏其他派系進行制衡。民進黨主席補選和2020提名權成為各權斗風暴焦點。其三，路線辯論浮現(xiàn)。選后，蔡政治路線更趨保守極端。游盈隆等黨內反蔡勢力和“中間派”則提出兩岸政策辯論要求。其四，支持基礎動搖。“韓流”還解構了中南臺灣的“親綠”版塊，一改存續(xù)多年的“北藍南綠”格局。高雄、云林和“民主圣地”宜蘭等地“綠地變藍天”，使綠營版塊更為碎片化。
那邊廂，國民黨“不變醞釀大變”。自下野以來，國民黨中央再難通過資源和權力控制黨務系統(tǒng)和地方派系，維持集中垂直領導和恩庇扈從體系，長期陷于領導不力，士氣低落的局面，國民黨作為利益結合體一度面臨分裂。但“韓流”重塑了國民黨面貌。韓國瑜、侯友宜、盧秀燕等中生代選舉時結成連線，與吳敦義的路線、言論進行切割，一度有諸侯指揮中央之勢，構成新一代明星接班梯隊，承擔了世代交替和政治革新的期望。
但選后，中生代將重心放到地方執(zhí)政，而吳朱馬王等大佬自恃布局操盤有成、輔選動員有功，已開始爭奪2020“大選”黨內出線權。國民黨內只見權力斗法，不思順應民意，更沒有破除老舊僵化的宮闈政治向“現(xiàn)代化政黨”轉型的改革氣氛，恐難收割民進黨敗選果實，黨內求變訴求也只是被暫時壓抑。
（二）“第三勢力”進入調整積蓄重組期，柯文哲爭做“最大公約數(shù)”
兩年來，“第三勢力”遭遇瓶頸，不少被民進黨收編為附庸或邊緣化，但在基層選舉表現(xiàn)不俗，村里長當選比高達80%,“時代力量黨”首次參與地方選舉就在“六都”拿下7席議員，總計16席，提名當選率40%。數(shù)據上，臺灣政大選研中心、《天下》等民調顯示5-7成民眾“沒有特定政黨傾向”。“第三勢力”仍有發(fā)展空間，但亟需格局高、能量強的政治明星進行整合。
因此，柯文哲在與藍綠的競合博弈中幾經起伏，仍能持盈保泰，自然成為“第三勢力”領頭羊。但柯的命門在于缺乏清晰、一致、成體系的核心理念和政治路線，始終無法與民進黨進行政治剝離，不斷在“白色”、“無色”和“墨綠”的政治光譜上搖擺投機。“九合一”選舉中，白綠矛盾激化，再加上“韓流”對“柯粉”的磁吸引發(fā)民進黨“臺北不棄保，全力守高雄”，柯缺乏政黨奧援與組織戰(zhàn)的弱點充分暴露，外溢效應也大幅削弱，徐欣瑩、陳福海等“第三勢力”候選人均落敗。
但選后綠營不思檢討，藍營不改舊色，韓國瑜投身高雄，柯文哲得以水漲船高，成為臺灣民心思變的最大寄托，其參選2020的支持度高達40%以上，遠高于藍綠臺面上的政治明星?？卤救私诩鞭k“雙城論壇”，重申“兩岸一家親”，并且在政策和人事上繼續(xù)與藍綠維持競合關系，其廣伸觸角似是維持“臺灣最大公約數(shù)”地位并布局2020。但如要更上一層樓，柯勢必需要提出更宏觀、進取的理念論述接受實踐檢驗。
（三）島內社情民意出現(xiàn)積極變化，但仍復雜多變
2018年，島內社情民意出現(xiàn)了新的積極趨勢。一方面，《天下》、《遠見》、《聯(lián)合報》、“臺灣民意基金會”和“美麗島電子報”等跨藍綠機構民調均顯示，島內民意出現(xiàn)“統(tǒng)升獨降”勢頭，認同一中原則和“九二共識”者有所增加，“臺獨”認同者大幅減少，“臺灣人”身份認同降低而“中國人”認同上升，對大陸好感度也在攀升。
另一方面，庶民政治推動“無色覺醒”運動，曾經沉默弱勢的平民在網絡時代獲得更多賦權，出現(xiàn)大量“中間選民”、“理性選民”，并催生了“非傳統(tǒng)政治世代”。這一轉變意味著臺灣“藍綠”、“統(tǒng)獨”、“外省-本土”的二元分際結構的持續(xù)裂解，社會主要矛盾向“經濟增長”與“公平分配”等階級、階層矛盾轉移，但并不意味著經濟民生因素上升為臺灣政治第一性，或者社會統(tǒng)“獨”矛盾偃旗息鼓，而是體現(xiàn)了選民對謀求兩岸和平發(fā)展紅利的“工具理性”，意識形態(tài)成為社會發(fā)展的深層動力。選民需要能與其心靈相通、口味相合的候選人來改善其精神和生存狀態(tài)。總之，臺灣社會正在從“被臺獨洗腦”、“被威權馴化”和“被政治綁架”的舊意識形態(tài)框架中解放出來，人民自我、自主、“自決”的“覺醒”意識空前高漲，進入了“解嚴”后的第二次“政治祛魅”階段。（劉匡宇 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 助理研究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