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對陸政策流于反制較欠缺主動創(chuàng)新。針對大陸作為或國民黨倡議政策，民進黨亦提出諸多反制作為，例如對兩岸和平協(xié)議等政治協(xié)議，提出“國會雙審議、人民雙公投”的高門坎限制；針對大陸軍機首次越過海峽中線，下令強勢驅離；大動作反制大陸對臺融合發(fā)展、惠臺政策措施，批評為“名為惠臺、實為利中”；對申領居住證者限制其被選舉權、服公職等公民權，尤其是終身不得擔任機敏性職務；對擔任小區(qū)主任助理員從事與大陸有關黨務、行政及政治性職務者進行開罰；禁止大學與著重黨教育、政治培訓為任務“具有相當的政治敏感性”學校合作交流，避免被統(tǒng)戰(zhàn)。這些反制措施，旨在產生嚇阻性“寒蟬效應”。

　　 蔡英文的兩岸路線從溫和走向強硬，主要因素有外因與內因：外因部份是，特朗普政府視臺灣為美國“印太戰(zhàn)略”的聯(lián)盟成員及馬前卒，美國國會通過一系列友臺方案，包括《臺灣旅行法》、《國防授權法》、《臺灣保證法》，意在“聯(lián)臺制中”，此提高蔡英文“聯(lián)美抗中”的籌碼與力道。尤其是中美貿易戰(zhàn)逆轉直下，美方持續(xù)向中方施壓增加關稅稅率，兩國交鋒較勁，蔡英文當局選擇“親美”、“拉美”、“聯(lián)美”的傾斜路線。內因則是，在民進黨“大選”后選人初選過程，前“行政院長”賴清德的政治聲望及民意支持度皆高于蔡英文，蔡賴之爭無論是權力競逐或路線分歧，雙方紛紛轉向尋求“獨派”人士支持。這導致其對陸政策趨于強硬而非柔軟溫和，藉此穩(wěn)固基本盤，以取得選舉入門卷。

　　 從民進黨贏得“大選”經驗來看，兩岸路線必然要走向中間路線，始能獲得選票極大化目標。為2000“大選”，民進黨在1999年通過《臺灣前途決議文》；為2016年“大選”，2015年蔡英文提出維持現(xiàn)狀主張，這兩次選舉皆由民進黨取得勝利。然2008年“大選”前，民進黨在2007年提出“正常國家決議文”宣稱“公投制新憲”、“臺灣正名”及以臺灣名義參與聯(lián)合國，結果卻慘敗。展望2020年“大選”，民進黨有必要提出更為開放、創(chuàng)新、和平及具有統(tǒng)合愿景的兩岸政策，始有利于爭取中間選民支持。

作者 柳金財 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