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之所以能夠問鼎，是基于其身后有共和黨這個招牌作為他競選的政治動員的架構(gòu)和支撐，如果沒有主流政黨身份，特朗普難免不會步上華萊士、佩里和布坎南的后塵（三人均為美國歷史上的民粹主義代表人物，都曾建立民粹政黨，但都力量不大，且最終都參選失敗）。韓國瑜的參選之路和特朗普幾乎是如出一轍。從韓國瑜的政治論述中很難辨識出傳統(tǒng)的國民黨的符號，但國民黨的資源卻成為他無形的資產(chǎn)，即國民黨的黨員或追隨者愿意投票給他。

　　因此，當(dāng)特朗普、韓國瑜甚至說柯文哲都通過獨特的“政治藝術(shù)”建立了自己較有競爭力的受眾群體的時候，他們就會反過來去“綁架”政黨，也就是說，不單是參選人對政黨的依賴，而更多的是政黨對特定參選人的依賴。譬如，起初并不看好特朗普的共和黨及其大佬們，在特朗普的民調(diào)逐漸上漲之后，也不得不任其“登堂入室”。

　　在某種程度上，韓國瑜就是特朗普在臺灣的翻版。再將視線轉(zhuǎn)移到2014年的臺北市長選舉，假若不是民進黨的禮讓，進而促成所謂的“綠白合作”，想必柯文哲能否起得來還是個大大的問號，即便一些人會說2018年的“三國演義”還是柯文哲勝出，但其也僅是低空飛過。

　　以上事例旨在說明，民粹主義政治人物要取得選舉勝利，就必須依靠政黨組織，只有得益于主流政黨的加持，才會形成真正意義上的民粹主義運動或“革命”。離開了政黨本身，民粹主義運動或民粹主義政治人物，很可能就是“曇花一現(xiàn)”，難以延續(xù)。

　　換句話說，民粹主義政治人物試圖要獲取更高的政治位置，其依然要依附于政黨組織，故而民粹主義運動基本上不會對主流政黨及其格局造成實質(zhì)性的改變。相對地，只要受制于既有政黨格局，民粹政治人物也就很難“大破大立”，完全采行“個人主義”路線。這種情勢下，民粹主義及其運動也就無法成為政黨政治的常態(tài)，而頂多只是間隙性的偶然發(fā)作。

　　總而言之，臺灣民眾對藍綠政黨的憎惡，而藍綠政黨本身又無法突破這一生存困境，加上歷史上的諸多社會運動所提供的多重參照及其經(jīng)驗，在全世界的民粹主義風(fēng)行之際，臺灣的民粹主義恐怕還會持續(xù)一段時間。對于臺灣民粹主義的發(fā)展，其是否會重組島內(nèi)的政治格局，以及是否會由左翼滑向右翼，都是值得關(guān)注和警惕的地方。（本文作者許川系東南大學(xué)臺灣經(jīng)濟研究所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