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亮的對話》

作者：徐賁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14年1月

資料圖

如果你讀過喬治·奧維爾的《1984》，一定對那個烏托邦社會所發(fā)明出的人工語言“新語（Newspeak）”印象極深，也一定驚嘆于語言是如何悄無聲息地作為一種“思想制度”存在于公共生活之中的。

“新語”是那個極權(quán)國家“大洋國”的官方語言，它基于英語，但大量詞匯及文法被簡化、取代或取消，只剩下二元對立的表述。例如“壞（bad）”被“不好（ungood）”所取代，人們無法表達“老大哥是壞的（Big Brother is bad）”，只能說“老大哥是不好的（Big Brother is ungood）”。結(jié)果這種方式削弱人用不同方式及語句表達意見的能力。

回歸到中國的公共表達空間，今天，在官方媒體、網(wǎng)絡媒體、微博、微信共同構(gòu)筑出的公共話語環(huán)境中，自下而上、匿名的環(huán)境看似讓表達比往昔更自由了。然而，我們的語言從暴力中解放出來了嗎？當公共知識分子在媒體上發(fā)表評論文章，堂而皇之地把“女權(quán)主義政治立場”稱作“女權(quán)婊”之時，我們不僅為公共表達的理性而哀嘆——謾罵、攻擊、標簽、污名仍然司空見慣，我們的母語何時才能洗去上面陳年累積的污垢，還公共表達空間以平等和尊重？

公共說理指的是什么？公共說理的特點是什么？公共說理對社會會產(chǎn)生什么影響？在什么樣的社會環(huán)境和制度下公共說理才能順利地開展？應該怎樣進行公共說理……作者徐賁認為說理可以成為明亮的對話，是一種因自由、理性而可持續(xù)的公共交談，針對當前中國社會公共言論混亂無序的現(xiàn)狀，他以自己在美國高校教授說理寫作課程的20年精華為基礎(chǔ)，用十八篇各自獨立的“隨筆”組成了一個有機整體。

非理性話語

公共表達空間的痼疾

徐賁在談論公共說理的著作《明亮的對話》中陳述了他對今天中國公共表達空間的憂慮：霸氣、含混、反邏輯、少理性的語言在中國已經(jīng)成為一個深入公共文化肌理的普遍痼疾。

話語必須區(qū)分為公共話語和私人話語，然而在中國，話語的私域和公域卻十分模糊。私域話語是“我與我”的關(guān)系，而公域話語是“我與你”的關(guān)系。“我與我”的關(guān)系范圍是由親近者組成的小群體，如家庭、幫會、教會、政黨，成員間有一些在“理”之外的維系力量和一些與平等無關(guān)的結(jié)合原則，經(jīng)常是不需要說理的。然而轉(zhuǎn)移到公共群體成員之間的陌生人與陌生人范圍，就是“我與你”的關(guān)系，理性話語必須在場，任何主張都需要充分且合理的理由。

理性話語的價值觀是與他人平等、尊重、以說理相待的關(guān)系，并在這個基礎(chǔ)上不羞辱他人、不欺騙他人、不傷害他人、不使用任何暴力（包括語言暴力）對待他人。而使用非理性話語就是一種對社會理性、真實秩序有嚴重破壞作用的行為。徐賁更在這本著作中指出了當前社會中，很值得警惕的一種非理性話語——“群盲社會”中的“哄客話語”，而這種話語所營造出的輿論環(huán)境卻是異曲同工的。

哄客話語

吵架越成功，說理越失敗

哄客話語在今日的公共表達空間盛行多時。它表現(xiàn)為，主觀情緒色彩濃烈，一切可能與其意見不同的人都是其爭吵、羞辱、嘲笑、謾罵的對象。徐賁引用文化批評學者朱大可在《流氓的盛宴》中的論述，“網(wǎng)絡群眾的主體是‘哄客’，哄客就是用酷語、色語和穢語對公共事件或人物進行道德、美學評判的匿名網(wǎng)民。”

因網(wǎng)絡營造出的虛擬空間和虛擬身份，哄客們在網(wǎng)下可以是溫順服從的假面臣民，在網(wǎng)上則可以是尖刻暴力的蒙面叛逆。他們藏匿在虛擬身份中放肆宣泄個人焦慮，卻無需為此承擔角色責任，這在一定程度上捍衛(wèi)了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然而同時也為暴力話語的發(fā)育提供了搖籃。哄客們在虛擬社會中復制現(xiàn)實社會中的自我隱藏和變形策略，這種自我隱藏和變形折射著“新集權(quán)政體人格”中被扭曲了的自由欲望和與之共生的暴力傾向。

網(wǎng)絡上非理性的群眾極具排他性、壓制性和暴力傾向。哄客話語總是傾向于把十分復雜的問題轉(zhuǎn)化為口號式的簡單觀念?，F(xiàn)實生活中的渺小個體，在群情激憤的人群中感到自己人多勢眾的力量，因此，在堅持自己的理想和看法時，他們總是傾向于表現(xiàn)得十分專橫。這種群眾性的民意宣泄既是偏執(zhí)的，又是高尚的；既是專橫的，又是理想的。他的崇高境界成功地激起了群眾想入非非的高尚感情——比如民族主義，使他們在崇拜和服從中尋找自己的幸福。它的暴力傾向以“道德凈化”為理由，排斥一切異端和不同意見，理直氣壯地展示和夸耀自己的不寬容和狂熱。

然而，這種群眾自下而上的狂熱和扭曲的自由，恰恰支持了統(tǒng)治慣用的馭民邏輯和合法性：為了高尚的目標，可以不擇手段地實行任何對個人的排斥、鉗制、壓迫、殘害。而這樣的群眾語言和宣傳話語同樣擁有一種罐頭思維：“被一群人采用的一句話”（口號），和各種“聽見別人說就跟著說的字眼”，它讓人思想懶惰，先是不肯自行思考，而終于完全喪失了自行思考的能力。

說理可能

民主社會作為話語共同體

人的理性，也就是人與他人說話、交流的能力，是人的社會性的最根本的體現(xiàn)。人的言語行為關(guān)聯(lián)著他人，是一種社會行為。民主社會不是一個利益的共同體，因為民主制度中的不同群體有著不同的、相互矛盾的利益。但是，民主社會卻可以成為一個話語的共同體，因為利益不同的群體和個人都可以通過說理而不是暴力，去妥協(xié)他們之間的利益分歧和矛盾。對于民主來說，說理不僅是一種話語倫理，而且更是一種自然正當?shù)纳鐣啤?/p>

我們必須通過學校的公民教育、人文教育和社會啟蒙來提高公民的理性分析和思考的水準，并在這個基礎(chǔ)上建立公共說理的規(guī)范。

新京報記者/伍勤

（根據(jù)徐賁《明亮的對話》整合）

【“公共說理”小詞典】

●批判能力掃盲

哲學家羅蒂說，學校應該為學生提供兩種啟蒙（掃盲）教育，一種是“文化掃盲”，另一種是“批判能力掃盲”，公共說理應該是兼及文化與批判能力的一種教育。

●圖爾敏論證模式

圖爾敏是英國哲學家和教育家，他提出了一種可以用來說明說理特性的非形式邏輯論證模式。包括主張、保證、論據(jù)、支持、語氣和反駁六個部分?？捎靡员苊庾陨恚虬l(fā)現(xiàn)他人在說理過程中的某個或某些環(huán)節(jié)出現(xiàn)問題或謬誤。

●塔西佗陷阱

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曾經(jīng)在總結(jié)歷史教訓時說：“當一個部門失去公信力時，無論說真話還是假話，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被認為是說假話、做壞事。”對于任何一種權(quán)威來說，喪失信譽的后果是嚴重的，民眾不再相信一種權(quán)威，不只是在某一件事情上，而是在所有的事情上。

●戈德溫法則

美國知名律師邁克·戈德溫在1990年時提出，當一個對立的討論不斷延展時，參與者用納粹或希特勒來類比對方的概率會趨于1，也就是100%，簡直沒有例外。這個法則先是用于在線辯論，現(xiàn)在也用于一般的政治辯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