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書最能體現(xiàn)家風，但是我們好像很少見過鄧小平的家書，那么現(xiàn)在就讓我們一起走近鄧小平的“家書”，看看鄧小平到底寫了些啥。

與父母：扔了兩個反封建的“炸彈”

1920年7月，16歲的鄧小平懷抱“工業(yè)救國”的理想，離開了家鄉(xiāng)廣安，赴法勤工儉學。

初到法國，鄧小平頻繁與家人通信，講述自己學習、生活情況。后來，鄧小平在巴黎加入旅歐中國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并在執(zhí)委會做宣傳干事，編輯《赤光》雜志。他既是雜志的“油印博士”，也親自操筆寫作辯論文章，宣傳共產(chǎn)主義思想。鄧小平還把《赤光》寄回家，將革命的火種傳播給萬里之外的家人。

隨著革命實踐活動的深入，鄧小平的思想發(fā)生變化，他的家書也讓保守的家人吃驚起來。據(jù)他的弟弟鄧墾說，后來鄧小平給家里寫過一封長信，扔下了兩個“炸彈”：一是要求退婚，二是自己參加了革命不能回家。據(jù)鄧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填寫的《自傳》中回憶：自己一歲時候，父母做主給他訂了一門娃娃親，加入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后，接連寫了若干封信向父母請求退婚。“不兩月后，父親的回信到了，大罵我這種行為是不孝，是大逆，并且說：‘倘故意違拗，家庭與汝從此脫離關系任其所為可也。’”收到父親的信后，鄧小平再次回信，執(zhí)意退婚，家里只好默認。后來鄧小平的娃娃親對象唐氏由鄧小平的父母做主，以鄧家女兒的身份出嫁了。

1925年底，由于鄧小平從事共產(chǎn)主義運動，受到法國警方追捕而輾轉(zhuǎn)奔走，就無法與家人聯(lián)系了，及至莫斯科，與家里“簡直沒有通信了”。1927年回國后從事地下工作，幾次與叛徒、國民黨追捕隊擦肩而過，鄧小平養(yǎng)成了把事情記在腦子里、不隨便留下字條的習慣。在嚴峻的革命形勢下，他不再使用本名“鄧希賢”，而是改名“鄧小平”，自然也不能再與家人聯(lián)系。早年鄧小平的家書也因為時間遷移、戰(zhàn)亂頻仍，都沒有保存下來。

與妻子：“我讓秘書寫個底稿，印上幾十份”

1939年8月，時任129師政委的鄧小平從太行山赴延安開會，通過戰(zhàn)友的介紹認識了卓琳，并于9月與卓琳結(jié)了婚。

當時很多革命夫婦都是丈夫去根據(jù)地、妻子留在延安，但卓琳認為這樣不像個結(jié)婚的樣子，要求隨軍，跟著鄧小平到了前線。戰(zhàn)爭形勢下，這對新人無法廝守，常常是鄧小平在129師師部，卓琳在八路軍總部，只有鄧小平偶爾回來開會才能見上一面。鄧小平沉默寡言，不愛說話?？煅钥煺Z的卓琳很不適應，而且兩地分居，她十分想念自己的丈夫，就提出想讓鄧小平給她寫寫信，說說每天做了什么。務實的鄧小平不解風情，說：好，我讓秘書寫個底稿，印上幾十份，每月寄給你一份吧。卓琳一聽，寫信的事只好作罷。

后來他們有了孩子。從太行山到大別山，從抗日戰(zhàn)場到解放戰(zhàn)爭，從大西南再到中央工作，每次鄧小平到一個新的地方，卓琳就帶著孩子趕到那里。始終生活在一起，也就不需要家書了。

2014年，鄧小平誕辰110周年時，鄧小平家鄉(xiāng)四川廣安新建的鄧小平緬懷館公開展出了鄧小平寫給卓琳的一張字條，是一封不算嚴格意義上的“家書”：

已批準我們同小孩們同住，在原處。孩子們是否全回，須同他們商量。幾天后才動，注意秘密。你既可見到孩子們，就不急于出院，把別的病也治一治。

沒有抬頭沒有落款，這是1976年6月，鄧小平移住在東交民巷時給在301醫(yī)院住院的卓琳寫的一張小紙條。寥寥數(shù)語，只有了解當時的歷史背景才能體會其間的欣喜、寬慰。

當時鄧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并撤銷了一切職務，轉(zhuǎn)移到東交民巷17號的老宅子里，這既是一種政治處理，也是保護措施。

原本卓琳也被帶來住在一起，但她眼病復發(fā)，十分嚴重，無奈之下住進了301。鄧小平孤身一人，每天只能在屋里轉(zhuǎn)圈散步。6月份，鄧小平給中央寫了一封信，表示一個人太孤單，想回去和孩子們住。兩個星期后，這個請求得到了批準。

可以回去住，就意味著人身安全無憂，意味著與家人不再音訊隔絕。鄧小平十分高興，偷偷地給老伴遞了這張紙條。

這是鄧小平和卓琳一生中為數(shù)不多的筆紙往來，風雨飄搖與境遇沉浮中，愛人與家庭的溫暖支撐著鄧小平度過了人生的最低潮。這些溫暖也是鄧小平堅持真理、披荊斬棘的助力。

與子女：“我們從小到大從未見過父親寫信”

“文革”期間，即使一家人天各一方，甚至下落不明，鄧小平也沒給子女寫過家書，以至于他們說：我們從小到大從未見過父親寫信。鮮為人知的是，他寫過十多封為子女求助的信。

有的信是為孩子們的生活操心。大女兒鄧林出生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從小營養(yǎng)不良，老生病，當時還沒有結(jié)婚。鄧小平做了長期在江西生活的打算，因此提出讓鄧林離父母近一些，以便照顧她。在給中央寫信匯報情況的時候，鄧小平說：鄧林即將畢業(yè)，希望將她分配到靠我們近些的地方工作（1970年2月9日的信）。

最令鄧小平牽掛的是大兒子鄧樸方，為此他寫了好幾封信。“文革”初，鄧樸方被造反派迫害致殘，此后一直沒有得到合適的治療。鄧小平十分擔心，他寫信請求中央能讓自己照顧兒子，說：“我們做父母的，在情感上不能丟下不理。所以我和卓琳再三考慮，覺得還是把鄧樸方接到我們住地，同我們一塊生活較好。”（1971年2月3日的信）此時鄧小平已接近70高齡，卓琳也快60歲了，照顧一個癱瘓的兒子其艱難可想而知，但他仍然堅定地請求“把鄧樸方送來南昌”。

當年鄧小平寫下這些信，子女們并不知情。2004年鄧小平誕辰100周年時，鄧小平故居陳列館展出了部分信件，鄧樸方才第一次看到真跡，他久久停留在信件前沒有離開。后來他充滿深情地說：“可憐天下父母心啊。”

是啊，還有什么能比“父母心”更能概括鄧小平的這些家書呢？

與孫輩：“你們要學點本事為國家作貢獻”

鄧小平始終把自己的角色定位為一個普通人，他曾說過：“國家發(fā)展了，我當一個富裕國家的公民就行了。”平日里鄧小平和常人一樣喜歡和孫輩們在一起，他自己曾不無幽默地說：“以后如果評獎的話，評這個世界上最好的爺爺，我可以得這個獎。”愛孩子，卻從不驕縱孩子，鄧小平常常帶著小孩去游泳、散步，勉勵他們鍛煉好身體，并激勵他們掌握知識，在實踐中鍛煉成長。

之前有人說，1993年初鄧小平給晚輩寫了一封信。實際上，這是一次談話，沒有寫信，透露出鄧小平對晚輩殷切的希望。

那天，鄧小平把孫子孫女們聚在一起，邊聊邊說：“對中國的責任，我已經(jīng)交卷了，就看你們的了。”他回憶起自己在法國的經(jīng)歷，然后說：“我十六歲時還沒有你們的文化水平，沒有你們那么多的現(xiàn)代知識，是靠自己學，在實際工作中學，自己鍛煉出來的，十六七歲就上臺演講。”

在這次談話里，鄧小平告誡晚輩們：“你們要學點本事為國家做貢獻。大本事沒有，小本事、中本事總要靠自己去鍛煉。”到實踐中鍛煉、為國家作貢獻，這樣的叮囑，是普通的老人對子孫最平凡、最實在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