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家庭作為一種制度性的約定和安排，對社會轉型具有一定的影響。作為世界上最早實現現代化的國家，近代英國的婚姻生活發(fā)生了重要變化，貴族與商人的聯姻成為一種備受關注的社會現象。貴族與商人的聯姻，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商主義與貴族精神相結合的產物。這種較為時髦的婚姻模式，為我們認識近代英國社會生活變遷提供了一扇窗口。

貴族與商人婚姻觀念的變化

首先，經濟利益的考慮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貴族婚姻觀念的轉變，從富有商人階層中挑選配偶成為貴族子弟的又一選擇。長期以來，英國貴族的“婚姻伴侶一般在一個很狹窄的社會范圍內選擇”。貴族在安排婚姻時，更注重與爵位繼承人聯姻，并表現出輕視工商業(yè)者的態(tài)度。16—18世紀期間，由于大量財富用于建造豪宅、舉辦宴會等事務，部分貴族在經濟上陷入危機。對財富的追求，促使貴族改變了階層內部通婚的觀念，力圖與富商聯姻。當社會上層將金錢視為婚姻的主要目標時，貴族婚姻觀里的等級制因素逐漸弱化，富商成為貴族主要的擇偶對象。

其次，“向上流社會看齊”的價值取向促使商人尋求與貴族階層通婚。近代早期，雖然商人經濟力量不斷增強，但就社會地位而言，貴族憑借高貴的血統(tǒng)和特權仍然處在社會上層，并主導著主流社會價值觀。為提高社會地位，商人逐漸調整自身的擇偶觀念。以往，商人婚姻多以發(fā)展商貿關系為目標，配偶大都來自商界內部。但隨著對權勢的渴望，商人開始謀求與貴族和鄉(xiāng)紳通婚。正如法國史學家保爾·芒圖所說：“當血統(tǒng)貴族力求通過商業(yè)致富時，商業(yè)貴族則想獲得權力和威望。”在當時的英國，除了通過置辦土地房產、購買爵位晉升貴族行列外，與爵位繼承人聯姻成為商人進入貴族階層的一種捷徑。

貴族與商人聯姻的實現，同樣也得益于17—18世紀婚姻決策權逐步從父母向子女的轉變。17世紀前，英國上層社會的主流婚姻觀認為，子女配偶的選擇應由父母、親屬等“友人”決定，擇偶標準則以家族政治和經濟利益為主。由此，婚姻的等級限制非常嚴格，子女幾乎沒有選擇權。但17世紀后，婚姻決策權逐漸從父母向子女方面轉移。1645年，達德利·諾斯勛爵指出：“父母應讓子女完全自由處理他們的婚姻大事。”與此同時，擇偶標準也趨于多樣化。當時社會中上層男子在擇偶時，認為完美的妻子應該“文明、富有、年輕、聰明、優(yōu)美并且具有高貴的容貌”。而且，婚姻是建立在愛情基礎上的觀點也日益受到重視。

貴族與商人聯姻現象的演進

事實上，作為社會上層的貴族與社會中層的商人，這兩大階層之間的聯姻存在于近代英國歷史上的各個時段。早在16世紀，貴族就利用與商人結親的方式獲取財富。1591年，出于對豐厚嫁妝的渴望，斯塔福德勛爵寫信懇請伯利勛爵運用其影響力，去敦促“一個富有市民，把其女繼承人嫁給他的兒子”。縱觀整個16世紀，雖然貴族與商人存在部分通婚現象，但英國貴族依然有著較強的門第觀念，男女婚嫁講究門當戶對，貴族與商人的聯姻并不普遍。

17世紀后，貴族與商人的聯姻日益增加。1646年，基于財富因素的考慮，伯克利伯爵娶了東印度公司商人約翰·馬森伯德的女兒伊麗莎白為妻。1669年，貴族威廉·溫德姆與富商約瑟夫·艾什的長女成婚。17世紀20年代，一部分商業(yè)巨頭也力圖通過聯姻來實現向上層社會流動。威廉·科凱恩成為大商人后，為躋身上流社會，將其五個女兒分別嫁給了三個伯爵、一個子爵和一個男爵。在科凱恩去世后，因為繼承了大筆財產，其寡妻得以嫁給身份更高的多弗伯爵，成為貴族家庭中的一員?？梢?，在17世紀政治局勢動蕩不安的情況下，貴族與商人的聯姻并未中斷。

1688年光榮革命后，貴族的政治權勢不斷增強，但與商人的聯姻依然延續(xù)下來。1695年，貝德福公爵家族的塔維斯托克侯爵娶了一位富商的女兒伊麗莎白·霍蘭德為妻，憑借妻子帶來的巨額嫁妝，公爵家族的地產大為擴充。1702年，被債務纏身的沃寧頓伯爵專派兩位代理人為其尋找合適的配偶，最后伯爵娶了倫敦富商的愛女瑪麗·奧德伯里。成婚后，伯爵就用其夫人的4萬鎊嫁妝還清了債務。貴族還利用富商的財富來擴充地產。18世紀是貴族的時代，但貴族越來越傾向于在商人子女中選擇配偶，貴族與商人的聯姻現象日漸普遍。

聯姻推動英國社會轉型

貴族與商人的聯姻，推動了近代重商主義的傳播。在近代早期的英國，農業(yè)經濟仍占據主導地位。但隨著貴族與商人的聯姻，通過商業(yè)貿易來“合理謀利”的精神在社會進一步傳播開來。在對商業(yè)利潤的追求中，起先鋒作用的正是一些新貴族。除鼓勵長子以外的孩子進入商業(yè)領域外，一些貴族也利用與商人的姻親關系涉足商業(yè)活動。貴族及其子女在工商業(yè)領域的活動推動了商業(yè)的發(fā)展，重商主義得到進一步傳播。

貴族與商人的聯姻，促進了社會結構的分化與整合，壯大了中間階層的力量。近代早期，英國各社會分層之間存在著由婚姻關系、家族親屬關系、睦鄰朋友關系、庇護與服從關系構成的溝通管道。通過這些“升降梯”，社會各階層不斷地分化與融合。貴族與商人的聯姻是典型的垂直流動。通過聯姻，商人為自己在上流社會獲得一席之地，也使自己的活動范圍和影響力不斷增長，進而形成自己獨特的價值觀念，為英國從貴族社會向市民社會過渡提供了前提。 從更廣闊的視角來看，婚姻作為一種社會關系，其發(fā)展演變對于社會變遷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在16—18世紀的英國，貴族與商人之間的聯姻，使兩個不同階層得以充分接觸與交流，促使原本相對靜態(tài)的社會變得越來越具有開放性和流動性；貴族與商人之間的聯姻，推動著英國經濟倫理、社會結構與文化形態(tài)的變化，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英國社會從傳統(tǒng)向現代的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