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里的留守兒童：這只狗的命運和這個孩子很相似

2016年04月05日 08:44
來源：民生 作者：李邑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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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兒童的問題，不僅僅是一個守望的問題：“實際上是整個中國農(nóng)村背井離鄉(xiāng)、骨肉分離，渴望回鄉(xiāng)，但鄉(xiāng)村其實是回不去了，城市也沒有他們的家，這是‘鄉(xiāng)愁’的大問題。

 

央視紀錄片《鄉(xiāng)愁》的片名，原本叫《留守》。后來，導演韓君倩意識到，留守兒童的問題，不僅僅是一個守望的問題：“實際上是整個中國農(nóng)村背井離鄉(xiāng)、骨肉分離，渴望回鄉(xiāng)，但鄉(xiāng)村其實是回不去了，城市也沒有他們的家，這是‘鄉(xiāng)愁’的大問題。”（《鄉(xiāng)愁》紀錄片供圖/圖）

“小彪愛不愛狗？愛，但他只能一周回來一次；

小彪的父母愛不愛他？愛，但他們只能一年回來一次。”

在紀錄片導演周浩看來，這只后來因為孤獨而逃離的狗，“命運和這個孩子很相似”。

“我家的狗只聽我一個人的話。”

“你怎么知道它只聽你一個人的？”

“因為……我家只有我一個人。狗應該是最記得我的，你信嗎？”

兩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導演周浩在2015年拍攝了紀錄短片《小彪和狗》。15歲的貴州初二學生小彪在片中向他的同學們談到自己的狗。

“還記得媽媽長什么樣嗎？”“……頭圓圓的。”

“你想爸爸媽媽嗎？”“不想。”

“你愛他們嗎？”“不愛。”

另一位紀錄片導演蔣能杰從2009年開始，辭掉北京的工作，花了五年時間，在湖南省新寧縣光安村一邊做代課教師，一邊拍攝紀錄片《村小的孩子》。當他把這些關于父母的問題拋給孩子們時，得到的答案幾乎是清一色的“不”。

BBC注意到了蔣能杰的紀錄片，后來他們去拜訪了片中主角之一——9歲的女孩蔣云潔。蔣云潔的父母在東莞打工，每年春節(jié)回家一次。蔣云潔一直和八十多歲的奶奶相依為命。

BBC將蔣云潔在老家生活的片段帶到了六百多公里之外她父母的面前。母親一邊看著女兒為奶奶燒水做飯的畫面，一邊流淚。外出打工是他們無奈的選擇。“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賺到錢，過上好日子。”蔣云潔的母親說。

“在追隨經(jīng)濟發(fā)展的同時，中國也付出了巨大的人員代價。”BBC的報道如是評論道。

這只狗的命運和這個孩子很相似

2015年6月，公益組織“上學路上兒童心靈關愛中心”找到周浩，請他拍攝一部關于“留守兒童”的紀錄短片。此時，貴州剛剛發(fā)生了一起轟動全國的自殺事件——畢節(jié)四名留守兒童集體喝農(nóng)藥自殺。周浩決定去貴州看看。

在貴州省貞豐縣牛場中學，周浩找到了他紀錄片的主角小彪。牛場中學是一所典型的留守學校，該校在校學生1655人中，有463人是留守兒童。

蹲守在牛場中學初中二年級的最初三天，周浩一無所獲。但按照經(jīng)驗，“只要扎在一個地方，待上一周，一定會有故事發(fā)生。”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一周后，從班主任那摸清了班里每個學生的家庭狀況后，周浩發(fā)現(xiàn)了小彪——小彪剛出生沒多久，父母就南下深圳打工了。小學，他跟隨父母生活，父母打工換地，小彪也跟著，每學期至少轉兩次學，到最后，他自己都記不清換了哪些學校了。適應不了外面的生活，小彪后來回到老家貞豐縣。原本，他和奶奶一起生活，但因為和奶奶發(fā)生了一些小矛盾，從此就獨自一個人生活。

在與周浩的交談中，小彪主動聊起自己性格的改變。“以前很活潑，現(xiàn)在變得不愛說話，不會找人傾訴了。”他說。而周浩打開他話匣子的方式就是聊狗。

狗是小彪從外婆家抱來的。“聽人說，一個人生活半夜會聽到人哭，我害怕，大概是這個原因，我才養(yǎng)了條狗。”小彪說。養(yǎng)狗養(yǎng)了一個月，學校開學了，小彪寄宿，每周只能周末回家照顧小狗一次，他會自己買菜，一次性準備好一周的狗糧。他說：“狗活得堅強啊。”

在周浩看來，這條狗就是小彪自己的寫照。“小彪愛不愛狗？愛，但只能一周回來一次；小彪的父母愛不愛他？愛，但只能一年回來一次。”他說。

狗狗最終也沒能像小彪說的那么堅強。拍完短片后一段時間，由于小彪總不在家，狗自己跑掉了，至今下落不明。這種波折的命運，在周浩看來，“和這個孩子很相似”。

周浩還為公益組織“上學路上”拍攝了另一部紀錄短片《棉花村的孩子們》。短片勾勒了貴州省普安縣高棉鄉(xiāng)棉花村一群留守兒童的群像，村里兩百多人，幾乎所有青壯年都外出打工。

一群留守女童放學在山頭聚會，周浩問她們：“你覺得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一個小女孩脫口而出：“命！”轉念想想不對，又改口：“快樂比命重要。”另一個小女孩接話，“最快樂就是過年，可以吃團圓飯，而且爸爸媽媽也在。真希望時間永遠停留在那一刻。”

“可惜我們沒那種命啊……”這番話淹沒在女孩們嘻嘻哈哈的笑聲中。

蔣能杰在湖南省光安村見到過更戲劇性的一幕：一個孩子放學，在路上碰到從外地回家探親的父母，彼此都完全不認識了，孩子叫父母“叔叔阿姨”，父母也沒有認出他來。到了家，父母才發(fā)現(xiàn)，原來路上碰到的就是自己的小孩。

光安村全村1700多人，近900人在外打工，留下的只有老人孩子——這也是蔣能杰的家鄉(xiāng)。蔣能杰關注留守兒童，因為自己曾是他們中的一員。

蔣能杰1985年出生，1990年代初，村里興“打工潮”，蔣能杰的母親南下廣州，父親留家種地——蔣能杰稱之為“半留守”，也就是父母只出去一人。“半留守”的狀態(tài)大概持續(xù)到2000年，此后，村里的“全留守”兒童越來越多。

在蔣能杰看來，這代孩子要比他們那代辛苦得多——他們那時候，父母縱然外出打工，也要等孩子讀完小學之后。蔣能杰小時候上學，都是父母陪著去報名的?，F(xiàn)在，鏡頭前的留守兒童，都是爺爺奶奶帶著去報名的。

“他們當中有60%，生下來沒多久父母就出去了，對父母沒什么印象，更別談什么感情了。”蔣能杰說。

“你的愿望是什么？”“外出打工”

因為同時做代課教師，蔣能杰更多地關注學校、教育。

他逐漸發(fā)現(xiàn)，對于教育的觀念，新舊留守家庭也大不一樣了。“我們那時對知識、學習都比較崇尚，現(xiàn)在，很多留守兒童和他們的父母，都覺得讀書沒用。”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另外，留守兒童的爺爺奶奶多是文盲，他們還得干農(nóng)活，沒有時間管孩子。

“撤點并校”在某種程度上加重了這種現(xiàn)象。2001年開始，全國農(nóng)村中小學開始推行“撤點并校”：大量撤銷農(nóng)村原有的中小學，使學生集中到小部分城鎮(zhèn)學校。這樣做的初衷，是優(yōu)化師資力量。但蔣能杰發(fā)現(xiàn)，“撤點并校”到了地方，常常是“一刀切，很不人性”。

蔣能杰曾經(jīng)就讀的村光明小學，就是“撤點并校”的犧牲品之一。光明小學年久失修，成為危房，當?shù)仡I導對重建問題一拖再拖，索性將它劃入“撤點并校”之列。鎮(zhèn)小學距離光安村有十多公里，孩子們每天要往返四小時山路。要想減輕孩子的負擔，最好的辦法就是爺爺奶奶到鎮(zhèn)上陪讀，但這無疑又增加了家里的經(jīng)濟負擔。對讀書產(chǎn)生消極觀念的家庭，因此越來越多。

在周浩《棉花村的孩子們》里，也有類似的情況：讀小學四年級的留守兒童陸小跳一直跟著爺爺奶奶生活，父母兩三年都不回家一次。陸小跳曠課數(shù)天，老師們找到他時，他正在田間幫爺爺奶奶放牛。老師問他，為什么不去上學？他的理由是“不敢去，背不了書。怕被語文老師罵”。陸小跳和他的同學們每天要步行一個多小時的山路上學，爺爺奶奶心疼，也就不怎么積極勸說。

湖南衛(wèi)視公益節(jié)目《天聲一對》曾注意到光安村留守兒童的上學問題。配上煽情的音樂和旁白，這些孩子的生活在熒屏前顯得更加苦難，鏡頭里的現(xiàn)場觀眾，也是熱淚盈眶。最終，節(jié)目成功為孩子們募集到購買校車的款項。

但這輛校車，最終成了閑置品——因為村里公路沒有修通，校車開不進村，孩子們上學依然只能依靠一雙腳。

比上學路更難解決的問題，是鄉(xiāng)村老師的流失?！洞逍〉暮⒆印分杏涗浟艘晃淮n老師張老師的不滿。張老師每月工資只有兩三百元，這樣的收入完全不足以養(yǎng)活自己，多次上訪未果之后，他最終選擇了離開。

在《棉花村的孩子們》的結尾，周浩用了一位名叫羅晶的留守女童的話：“我以后長大要回到棉花村當老師，雖然教得不怎么好，但能讓他們少走點路就好。”羅晶還和小伙伴們商量：“我們以后都要在這個村，永不嫁。以后就是出去了，大家還是會回到這里做老師。”

小學教育的問題沒有解決，初中則更加艱難。蔣能杰繼續(xù)將鏡頭指向湖南新寧縣一所普通中學的初三班，拍成紀錄片《初三》。這個班108名學生，半數(shù)以上都來自留守家庭。

初三的孩子正值青春叛逆期，很多孩子一上初中，更加不愛上學，總想著打游戲，網(wǎng)吧距離學校幾百米，旁邊就是派出所，但沒人管。

一位叫范清華的學生，算是這群留守兒童中的“例外”，他喜歡讀書，成績也不錯。會考結束，他卻犯了難。由于發(fā)揮失常，他終因兩分之差沒能考上縣重點高中，如果想繼續(xù)讀，就要花一萬元“買校費”。擺在他和家庭面前的問題是：這個書還值不值得讀下去？

班主任向老師有些無奈，她替范清華算了一筆賬：讀高中要花很多錢，不是每個打工家庭都能承擔。范的兩個姐姐小學畢業(yè)就出去打工，現(xiàn)在每月能掙兩三千元，如果范能讀到大學畢業(yè)，一個月掙四千元就了不起了。“為什么還要花那么多錢讀書？”打工，看上去是一條更為劃算的路。

有個問題在片中被反復提及：“你長大后的愿望是什么？”學生們的回答如出一轍：“外出打工。”他們的希望如此狹窄，就是重復父母的路徑。

“現(xiàn)實就是這樣，做老師的、搞教育的，都在質疑教育有什么用。這是一個惡性循環(huán)。”蔣能杰說。

聽說一個人生活，半夜會聽到哭聲，小彪害怕，便養(yǎng)了條狗，一周從寄宿學校回家看它一次?！缎”肱c狗》拍完后一段時間，因為小彪總不在家，狗自己跑掉了，至今下落不明。（周浩供圖/圖）

不是守望，是“鄉(xiāng)愁”這個大問題

央視紀錄片導演韓君倩，也曾和她的攝制團隊歷時三年，跟蹤拍攝河南省民權縣花園鄉(xiāng)吳老家村的留守兒童和他們家庭的故事，最后剪成了五季、40集的大型紀錄片《鄉(xiāng)愁》。

最初，紀錄片的名字不叫《鄉(xiāng)愁》，叫《守望》，主要記錄留守兒童在家守望外出打工的父母。后來她覺得，留守不僅僅是一個守望的問題。“實際上是整個中國農(nóng)村背井離鄉(xiāng)、骨肉分離，渴望回鄉(xiāng)，但鄉(xiāng)村其實是回不去了，城市也沒有他們的家，這是‘鄉(xiāng)愁’的大問題。”韓君倩說。

韓君倩將鏡頭從農(nóng)村延展到城市。“首先有了打工的父母，才會有留守兒童。”韓君倩說。她選擇了吳老家村的打工夫妻周衛(wèi)東、吳海霞為主角。紀錄片從一年春節(jié)團圓開始講述，到又一年春節(jié)作為結尾。除了拍留守在家的孩子，也拍他們在北京建筑工地打工的生活。

整個拍攝過程，韓君倩最灰色的記憶，臨近春節(jié)。吳海霞夫妻打工的建筑工地爛尾了，承諾發(fā)給工人的工錢落了空，夫妻倆一面跟工友四處討薪，一面找工作換工地，日子捉襟見肘，只能靠四處撿磚頭勉強維生。這年春節(jié)，回老家看望孩子們變得不可能。

《鄉(xiāng)愁》最后一季叫“春節(jié)將至”，又一個春節(jié)要來臨了，村里的留守孩子們打賭，誰的父母能回來，誰的父母不能回來。

攝制組拍攝的最后一個鏡頭是吳海霞家族里的親戚，6歲的小女孩劉淼。跟拍三年，劉淼的父母都沒有回來。這個孩子顯得像大人一樣，別人問起她，你媽媽回來了沒有，她總是要強地替媽媽說話：“哎呀，沒有，我媽媽放假時間太短，只有五天，再說票也不好買。”

大年初一，攝制組即將關機，韓君倩到劉淼爺爺奶奶家，想拍一組全家福。這時，劉淼不知做錯了什么事，被爺爺奶奶說了幾句，哭了起來，起身跑開了。她拼命跑，家中的哥哥們拉都拉不住，村路的盡頭就是她父母的家，但那里一個人也沒有。

《鄉(xiāng)愁》第一季2015年1月在央視科教頻道播出，其余四季還在后期剪輯中。第一季播出后，在視頻網(wǎng)站愛奇藝的點擊量累計達到112.6萬次——相比數(shù)以幾十億計的偶像劇，這個數(shù)字簡直不值一提。但在“紀錄片風云榜”中，它僅排名《人類消失后的世界》《舌尖上的中國》和《大國崛起》之后，位居第四。

即便憑借“兩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導演”頭銜的號召力，周浩紀錄短片《棉花村的孩子們》在騰訊視頻上的點擊量也只有400萬次——這在紀錄片市場，已相當不錯。蔣能杰《村小的孩子》迄今在全國進行了六百多場公益放映。

“一個社會的行為變化，靠一部紀錄片來推動是不可能的，它不會有那么大的影響力。”韓君倩說。但她也發(fā)現(xiàn)，人們對于留守兒童的關注已經(jīng)慢慢多了起來。打工者們的選擇，也在發(fā)生改變。

吳海霞后來的故事沒被記錄到片子里，她最后回到了老家吳老家村。村里開了一家小型私人塑鋼窗廠，每月能拿一千多元工資，吳海霞選擇留下不走了。因為她發(fā)現(xiàn)，這幾年，孩子們的性格都變了，尤其是女兒，變得很孤僻和冷漠。

“如果把農(nóng)村建成安居樂業(yè)的農(nóng)村，就不會出現(xiàn)這么多背井離鄉(xiāng)的故事。”韓君倩說，在她看來，留守兒童的問題必須被放進整個中國農(nóng)民的生存現(xiàn)狀去討論：“中國農(nóng)民為國家貢獻了GDP，但他們犧牲了自己的孩子，以及家庭的幸福，那我們社會應該為他們承擔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