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猛

　　長安往西，“沙漠絲路”，一隊隊駱駝跋涉在滾滾黃沙之中，行旅人為我們在通往西域的交通的咽喉鎖鑰留下了許多珍本遺書。長安往東，“海上絲路”，一艘艘舳艫顛簸在滔滔波濤之上，航行者為我們在大洋彼岸的東瀛島國留下了不少佚存漢籍。今日，我們把西傳途中的敦煌遺書跟東傳日本的漢籍西東貫通，一幅地球格局的傳播中華文明的歷史圖畫呈現在我們面前。

　　兩條傳播中華文明的“絲路”

　　先看幾個有趣的例子。

　　《王勃集》，敦煌文獻S.0555有佚詩，日本今存有初唐鈔本。

　　隋代小學家智騫《楚辭音義》，敦煌文獻P.2494，隋代寫本。存八十四行，凡釋《離騷》經文一百八十八、注文九十六、二百八十三字，是研究《楚辭》以及王逸注的珍貴文獻。此書被《文選音決》所引，四條（《吳都賦》一條，《離騷》兩條，《招隱士》一條），見日本古鈔本《文選集注》殘帙。

　　馬仁壽《開蒙要訓》，一部蒙學讀物，在敦煌文獻中，其件數僅次于《千字文》，敦煌 本　《雜 抄》　（P.2721a）：“《開蒙要訓》，馬仁壽撰之。”成書于日本宇多天皇寬平三年（891）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也著錄了此書。

　　《正名要錄》，一部規(guī)范文字書寫、使用的“字樣書”著作。今存敦煌文獻S.0388殘卷，同時見于藤原佐世《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而且被跟他的同代人日本僧昌住所撰、成書于昌泰年間（898-901）的《新撰字鏡》所引用。

　　此外，還有　《王梵志詩》《老子化胡經》　《兔園策府》《文館詞林》《琱玉集》《游仙窟》等，也同存于敦煌文獻和東傳日本的漢籍。

　　日本著名漢學家川口久雄在提到這個現象時說：“且不論，這些書，當時的日本人讀到什么程度，但它們同見于唐末鳴沙石室的遺書和王朝秘府藏書，這點令人尋味。”

　　確實，我們不妨“尋味”一下：以長安為中心，大致分別距離敦煌、奈良（京都）兩地兩千公里。同一部書出現在相距四千多公里的敦煌和奈良（京都），這生動地說明了中華文明的強大的魅力與影響力。

　　再進一步“尋味”一下：長安往西，“沙漠絲路”，一隊隊駱駝跋涉在滾滾黃沙之中，行旅人為我們在通往西域的交通的咽喉鎖鑰留下了許多珍本遺書。長安往東，“海上絲路”，一艘艘舳艫顛簸在滔滔波濤之上，航行者為我們在大洋彼岸的東瀛島國留下了不少佚存漢籍。今日，我們把西傳途中的敦煌遺書跟東傳日本的漢籍西東貫通，一幅地球格局的傳播中華文明的歷史圖畫呈現在我們面前，生動而壯觀，令人感動不已！

　　這里我想說的是，今天我們所講的　“絲路”，無論是“沙漠絲路”也好，還是“海上絲路”也好，應該既是沿線各國經貿往來的通道，也是文化往來的通道，是傳播先進的中華文明的通道。

　　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費迪南·馮·李?；舴宜鶆?chuàng)建的，形象、貼切得無以替代的“絲綢之路”這個詞語，本來的意思確實指兩漢時中國與中亞、印度之間沿線各國經貿往來的重要通道。其“絲綢“借指中華物質文明，但是沿用至今似乎已經不僅僅局限于物質，而是涵蓋了中華物質與精神文明。

　　有的學者提出了“書籍之路”的概念，撰文說明“絲綢之路”與“書籍之路”的區(qū)別，把“絲綢之路”的“絲綢”直解為“絲綢”，用“書籍之路”代替了“海上絲路”，頗有創(chuàng)意，然而，“海上絲路”應該包括物質、精神兩方面，似乎還是用“絲路”為好。

　　經由“海上絲路”流傳到日本的，除書籍、書跡之外，還有禮器、樂器、武器、食器、文房具、游戲具、測繪器具、飾物、織物、藥物等，這些都是中華文明的傳播。例如，吉備真?zhèn)湓旎署B(yǎng)老元年（717）第一次入唐，留唐十七年，歸國后獻書朝廷，事見《續(xù)日本紀》卷一二天平七年（735）四月廿六日辛亥：“入唐留學生從八位下下道朝臣真?zhèn)浍I《唐禮》一百卅卷、《太衍歷經》一卷、《太衍歷立成》十二卷、測影鐵尺一枚、銅律管一部、鐵如方響寫律管聲十二條、《樂書要錄》十卷、弦纏漆角弓一張、馬上飲水漆角弓一張、露面漆四節(jié)角弓一張、射甲箭廿只、平射箭十只。”

　　日本人經常自稱歷史上的日本是“海上絲路的終點”，他們甚至稱收藏有大量來自中國的國家級珍寶（當然有大量佛教經典和漢籍）的正倉院為“海上絲路博物館”。這些說法，都體現了他們對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親近與認同，絕不局限于物質，這也是提議不要以“書籍之路”代替“海上絲路”的原因之一。

　　當然，談到　“海上絲路”精神文明的成果，最值得一提的無疑就是漢籍東傳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