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在2021廣州新年詩會現場參觀。許建梅攝/光明圖片

　　第六屆中國詩歌節(jié)在四川成都杜甫草堂舉辦。新華社發(fā)

　　編者按

　　什么是詩歌？《毛詩·大序》記載，“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美學家朱光潛說：“詩是一種驚奇。”的確，詩歌以其豐富的情感、凝練的語言、美妙的韻律，書寫著中華文化的歷史脈絡，融入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本刊今天特邀三位學者結合自身詩詞研究和創(chuàng)作的體悟，分別從詩歌的語言藝術與文化內涵、語言創(chuàng)新以及修辭手段等層面，講述詩歌國度的詩意傳承。

　　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詩的傳統(tǒng)源遠流長，遺產豐厚。無論創(chuàng)作、欣賞，還是批評、接受，詩歌一向都是中國文學長河的主流正脈。不學詩，無以言。作為一種特殊的精神方式，詩性智慧滲透在中華文明的方方面面，是傳統(tǒng)文化的鮮明象征。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中華民族是一個詩性民族。詩性語言，與中華民族的審美文化彼此呼應，構成中國詩歌體用不二的整體。

　　1.一切語言的內核都是詩

　　文學是一種語言藝術，而詩歌尤其如此。中國詩歌的許多概念，在西方缺少相應的語詞，如意境、滋味、興趣、風神、氣象，其根源即在于語言。所以朱自清在《詩的語言》中指出：“本質而言，詩歌不過是語言，一種純語言。”一切語言的內核都是詩，而漢語是一種最富有詩意的語言，因為最適合情興和意境的生發(fā)，若干漢字組在一起就能展現出朦朧、象征、暗示、含蓄等藝術魅力。

　　漢語缺少詞形變化，但有四聲的區(qū)別，詞和詞的連接往往不是形連而是意連，其間關系非常靈活。很多時候，邏輯連接詞需要讀者來填充，因而造成中國詩歌富于靈動的效果，富于包蘊性、聯想性、多義性，給讀者留下自由想象的空間。

　　比如羅隱的《登夏州城樓》：“萬里山河唐土地，千年魂魄晉英雄”，兩行詩、兩組意象，密集排列，缺少相關文化背景知識的西方讀者往往不知所云?？墒牵艚o關鍵的“唐”“晉”二字，增補一些背景知識和聯想，意象和情思就會隨著兩句之間的互文關系，行云流水般滲透出來。

　　這里要引入一個詩家語的概念，即由于字數、格律和聲韻等限制，詩家所特有的句法結構和表達方式；不同于散文等其他文體，往往更趨精練含蓄，語句敘述則變化多端，經常有跳動性。

　　比如運用互文，王昌齡“秦時明月漢時關”（《出塞》），白居易“主人下馬客在船”（《琵琶行》）；運用緊縮，把兩句的意思壓縮到一個詩句里，其間的關系留給讀者體會，像王維“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觀獵》），杜甫“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旅夜書懷》）；還有活用，王安石“春風又綠江南岸”（《泊船瓜洲》），孟浩然“風鳴兩岸葉”（《宿桐廬江》），王維“郡邑浮前浦”（《漢江臨眺》），李清照“應是綠肥紅瘦”（《如夢令·昨夜雨疏風驟》）。散文也經常使用詞類活用這一修辭手段，但遠不如詩詞用得普遍。

　　更普遍的是運用省略，比如，杜牧“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赤壁》），兩句之間省略表示假設關系的連詞；白居易“上窮碧落下黃泉”“釵分一股合一扇”（《長恨歌》），“下”“合”后承上省略動詞“窮”“分”；杜甫“香霧云鬟濕，清輝玉臂寒”（《月夜》），“香霧”“清輝”后省略謂語。還有上下句之間語意須互相補足的，稱“交互省”或“會意省”，如孟浩然“松下問童子，言師采藥去”（《山中問答》），從答話可推知問話內容；杜甫“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登岳陽樓》），實際是說，昔聞洞庭湖上有岳陽樓，今登岳陽樓觀洞庭湖。

　　還有錯位和倒裝，比如杜甫“香稻啄馀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秋興八首》），“啄馀鸚鵡粒”應為“鸚鵡啄馀粒”的倒置；李商隱《隋宮》“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把本應在句前的“不緣”“應是”插入句中。而王維“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香積寺》），正常順序應為：危石邊泉聲咽，青松上日色冷。經倒裝，泉聲、日色更為突出，顯得有聲有色。

　　又如王維“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山居秋暝》）一聯，實際語序應是“浣女歸竹喧，漁舟下蓮動”，因浣衣女子歸來，才會在竹林外傳來說笑之聲，因漁舟順流而下才會使河面上的蓮花搖曳紛披。但仔細琢磨，王維詩句本意又不僅如此，其意蘊比現實生活中的因果關系要復雜得多。可以理解王維是先聞其聲再分辨聲音的來歷和原因，先見其形再體悟蓮動的起因。因此，其中既有平仄的安排，也有內容的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