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鄉(xiāng)愁’其實太輕飄了，其實是‘命’。”6月25日，非虛構作家袁凌帶著新書《我們的命是這么土》來到上海，做客思南文學之家，與讀者共同探尋土地和文字的邊界。

若問這本書有什么特色，評論家郜元寶曾評論：“不好讀。如果你走慣了城市的硬化路面、相信已經到了物質豐盈而人性萎縮的‘小時代’、看慣了新奇刺激的故事、喜愛空腹高心的‘國族寓言’……你會覺得袁凌的小說不好讀。”

《我們的命是這么土》中的8篇短篇小說不大像真正的小說，只有一些寡淡的故事，它們的共性是都和土有關。小說里面并沒有劇烈的戲劇性沖突，劍拔弩張抑或一觸即發(fā)，只是記錄了真實的生活，就像生活里會發(fā)生的那樣，死亡和災禍突如其來。

袁凌

在家鄉(xiāng)土屋記錄中國鄉(xiāng)村命運檔案

陜西省安康市平利縣八仙鎮(zhèn)，是袁凌的家鄉(xiāng)，也是這部小說集中每個人生活的地方。2005年，袁凌辭去了北京的工作回到八仙鎮(zhèn)鄉(xiāng)下。彼時的袁凌在新浪擔任新聞中心的副總監(jiān)兼主編，他笑稱那是他媒體生涯薪水拿得最高、也是前景最光明的時期。

為什么那么想回去？

袁凌說，強烈地想回家鄉(xiāng)的思緒起源于春節(jié)回家的感受。在一次散步中，他看到大河轉彎的坡岸上建起了一排小樓房，代替了從前的土屋，水泥的外表沒有裝修，在暮色中很像是卡夫卡筆下的城堡。大河還在平滑地流淌，但斷裂的危機感立刻抓住了袁凌。“家鄉(xiāng)變化太多，以前的溪水是干凈的，如今溪邊修起了直排式廁所，直排污水，這在以前的鄉(xiāng)土中是不可想象會遭到譴責的；修建了很多小水電將河流截斷，我做了一個調查，漢水流域有上千座。大河干涸風化，很多魚都被曬干，臭了；土屋變?yōu)闃欠浚锏叵?，年輕人走空了，只剩老弱。”

巨大的焦慮感沖擊著袁凌，因為看到在急劇的城鎮(zhèn)化中，鄉(xiāng)土在發(fā)生斷裂，亙古未有的劇變。“不管怎樣，那個地方養(yǎng)育了你，你應該去見證它，就算你做不了別的。”

回到八仙鎮(zhèn)之后，袁凌在鄉(xiāng)下呆了一年，起初是和一位算命先生棲居廢棄的糧管所。“開始時不好落腳，待在一個糧管所里，跟一個道士，也是我的一個家公住在一起。他會算命、看陰陽，也會在喪禮上唱歌，我有一篇小說《歌郎》就是寫他的。我跟他住了幾個月以后就搬到一家公路邊的小店里住，店面可以接觸很多鄉(xiāng)下人。”袁凌就這樣一邊接觸一邊寫，在糧管所寫下了十來篇和土地有關的小說。

八仙鎮(zhèn)也是這部小說集中每個人生活的地方。他們當中有在煤礦事故中失去眼睛，一身傷痛地回到家鄉(xiāng)的中年人；有一身旺盛青春在大山深處猶如困獸的年輕男人；有出國打工染上艾滋病客死異鄉(xiāng)的年輕女人；也有翻越大山只為打一個電話給自己安排后事的老婆婆……這些故事來自土地， 也終將被埋入土地，袁凌用文字寫下了他們的命運。

“真正土命的，是那些已經進入土中的人，包括算命先生和店里坐診的老醫(yī)生。他們的生涯缺乏曲折性，很多時候都用不上形容詞和比喻，僅有的情感表達也顯得匱乏或暴烈。對一個外來者來說，他們生活外表的臟污性、語言的粗魯性、情感的扭曲性可能更引起注意，但他們的本性是土地，也就是勞作。一年到頭絕大部分的時間在土里，以前住也是在土房里，這個事實已有足夠的說服力。一篇小說如果沒有著力去寫土，寫出那種簌簌的松散又凝聚的質地，那也就沒有真的去寫農民。”袁凌說。

這樣的鄉(xiāng)村在當下中國并不罕見，這片土地曾經豐沛鮮明而神奇，而現在，它黯淡、受損、貧瘠，但幾千年以來至今，這片土地依然在為生活在其中的人提供庇護與慰藉，也在為看似遙遠的城市文明提供生存根基。袁凌說，他常常遺憾，和生身家鄉(xiāng)的關系不如他的童年伙伴們那樣深厚，他們留在那里的時間更長，根扎得更深。他們的老屋或許已經空了，但沒有賣掉。母親已經老了，但還在世?？傆幸桓贝蹭佋诘戎麄?，盡管春節(jié)回家后或許在熬夜打麻將。他們也有人開私家車回家，離開時在后備箱里毫無心理壓力地捎滿了土產。

寫下文字，并沒有解決袁凌的焦慮和不安。“對我當時的焦慮有緩解作用，但不是真正的解決，一個寫作者不可能解決現實問題，但至少有一點點交代。”

這樣的緩解也需要付出一定的代價。“不是說辭職以及住在家鄉(xiāng)的辛苦，還含有人生感情上的代價。我還出過《我的九十九次死亡》，里面寫了家鄉(xiāng)人的各種各樣的死亡，通過各種寫作來緩解這種焦慮感。甚至在現實中，還開過淘寶店，嘗試幫家鄉(xiāng)人賣東西，當然后來失敗了。家鄉(xiāng)的危機沒有辦法在現實中解決，我沒有做到什么，但是我明白自己付出代價了。”

當下如何書寫鄉(xiāng)村？怎樣寫農民？是不是還停留在魯迅的寫法，批判他們蒙昧的國民性？袁凌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我們文學作品中的農民形象基本就是愚昧、麻木、亂倫、骯臟這樣一些特點。出現這樣特點的原因我覺得是因為作家在城市里寫農民，可能更多是將其作為材料來用。”

《我們的命是這么土》這一書名來自于袁凌的一句詩“我們的命是這么土/只有兩顆眼珠在轉動”。袁凌認為，“土”不意味著骯臟落后，它是一切事物的根基。“我認為‘土’不僅是書中人物的命運，或者說也是‘我’的命運，同時也是支撐鄉(xiāng)村的本質。土是養(yǎng)育生命的，如果離開土就沒有農民了。我小說里大量內容是寫人物怎么去勞動，生產出糧食，如果你沒有寫勞動，你就沒有真的去寫農民。另外，土也是自然的母親，它養(yǎng)育了各種各樣的動物、植物，養(yǎng)育了節(jié)氣、雨水、風俗，也養(yǎng)育了傳說和神話，所以它確實是一個世界，但不是我們一般意義上理解的骯臟落后的那種‘土’，它像土層一樣深厚豐富，甚至不乏生命的神奇。”

“甚至再延伸得遠一點，我們的城市文明，不管多么精巧復雜，還不是土養(yǎng)育的嗎，沒有人可以吃塑料丸子生活，一天都活不下去。復雜的制度也出自對資源的分配。”

真實與想象

袁凌還想向讀者傳遞一種信息：這個世界里面各種東西不僅是一種邏輯的聯系，更是一種本性的聯系。“在這本書中的一個短篇《世界》，就是這樣一種世界觀。有些東西與人的生命是分不開的，沒有辦法區(qū)別哪些是真事哪些是想象。”

袁凌曾搜集了十幾個傳說，“說的人都當做真事告訴我，沒有覺得自己在講一個傳說。《世界》里面說的山里走了蛟，我也沒法分辨究竟是傳說還是真實發(fā)生的，畢竟沙壩和死者的墳，還有遇到蟒的神仙橋都在那里。在那個世界里面，你沒有辦法區(qū)分什么是科學的，什么是理性，什么是傳說，我的想法就是把這些都寫下來，尊重那個世界的聯系。”

“我的小說不會很曲折，一下子讓人感到這是一個故事有很多情節(jié)。但它是一個開放的世界，你進入后會不停地看到很多東西，不光是這個人身上發(fā)生的各種小事，更主要的是他跟他周邊環(huán)境的互動、互生性，在交換呼吸。我不希望我寫的東西是一條封閉的巷子，你進去之后，被它的敘事帶得沒有辦法選擇，只能跟著它的邏輯往前走，最后只有一個可能的結局。我希望我的小說是一棵會呼吸的樹，一棵故事樹，是自然生長起來的，人物的故事沒有辦法跟周圍看似平常的生活細節(jié)斬斷聯系。如果斬斷聯系，這個人的生命也就枯萎了。”

“我不知道我的這種世界觀和農民自己對這個世界的認識在多大程度上是符合的。我能做的是盡量把他們的現實生活寫得更可靠一些，所以我當時選擇了回到家鄉(xiāng)，回到土屋里去寫，這樣是一種近乎強制的保證。因為你無法身處土地當中自我欺騙。”袁凌說。

家鄉(xiāng)從未關閉通向她的道路。從深層來說，不管已經有了多大的變動，改變的還是我們自己。田土的質地仍舊可靠，也就提供了出產和安頓的可能性。“除了紙上的記錄，我們更需要地上的尋找。我愿自己是尋路者中的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