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債問題的中心——希臘，有人這樣描述一個公務員的工作狀態(tài)：上午九點上班，下午兩點半下班，每天工作不超過五小時，每年休假不少于一個月，拿14個月薪酬，比私企高一倍，三天兩頭還能拿些獎金。
上述種種，要在其他國家基本上可以稱作“白日夢”，但在希臘卻是活生生的現(xiàn)實。所以有俗語稱，“寧為希臘公務員，不做華爾街銀行家。”當然，享受高福利的不僅是公務員，販夫走卒也不例外。希臘是歐洲高福利的縮影。歐洲提倡“全民共享”，號稱“從搖籃到墳墓”。長期以來，高福利成了歐洲標志性符號，有效地緩和了社會矛盾，被稱為“社會穩(wěn)定器”。殊不知這個“社會穩(wěn)定器”卻在不知不覺中給歐洲社會帶來了諸多不穩(wěn)定因素。
首先，拖累了經(jīng)濟發(fā)展。高福利制度忽視市場配置機制，片面地強調提高勞動者保障水平，加重了歐洲企業(yè)社會稅費負擔，使其無法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勝出。不少歐洲企業(yè)都將實業(yè)轉移到其他地方，也導致歐洲產(chǎn)業(yè)空心化，經(jīng)濟難振。
其次，積累了債務風險。以希臘為例，本來經(jīng)濟底子就不厚實，除了海運業(yè)和橄欖油出口，就靠愛琴海旅游了。希臘經(jīng)濟水平雖不高，但福利水平卻超高。以2001-2010年為例，希臘經(jīng)濟年均增速為5.6%，而社會福利年均增速卻達到9.4%。希臘政府要維持高福利，只能舉債度日。近十年來，希臘每年公共債務占GDP比例一直在90%以上，其中8年超過100%。
此外，減弱了社會凝聚力。高福利制度在潛移默化中改變了歐洲人的國民性，歐洲人由朝氣蓬勃變成老氣橫秋，由冒險進取變成貪圖享樂。面對歐洲糟糕的經(jīng)濟形勢，習慣了舒適生活的歐洲人很難共克時艱。更加殘酷的現(xiàn)實是，歐洲65歲以上的老人比例達到16.5%，遠超7%的國際警戒線，人口老齡化十分嚴重。社會對福利要求越來越高，而經(jīng)濟水平不斷下滑，這二者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
歐洲不少有識之士已看到，這種“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制度已難以為繼，改革勢在必行。在債務壓力之下，歐洲各國政府也啟動了一些改革措施，嘗試著抑制社會福利增長速度，減輕政府和企業(yè)的福利負擔，但“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改革之路注定荊棘載途。
對于深陷“高福利、高失業(yè)、高債務和低增長”泥潭的歐洲，高福利與財政平衡之間的博弈仍在繼續(xù)，經(jīng)濟困境與社會動蕩相互交織，互為因果。如何走出高福利的困境，探索建立健康的社會福利制度，維持公平與效率之間的平衡點，“既把蛋糕做大，也把蛋糕分好”，這是擺在各國面前的一道共同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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