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記者 俞嵐

　　中國的高儲蓄率全球聞名。國家統(tǒng)計局局長馬建堂周六在此間全球智庫峰會上透露，二00八年中國的儲蓄率為百分之五十一點三。當年，美國的儲蓄率為百分之十二。

　　中國的經(jīng)濟總量和人均可支配收入近年來大幅增長，儲蓄率也不斷上升。一九九二年為百分之三十六點三，到去年已經(jīng)超過一半，上升了十五個百分點。

　　馬建堂分析說，中國的高儲蓄率與東亞地區(qū)“崇尚節(jié)儉，反對奢華”的文化傳統(tǒng)息息相關。

　　另一個原因是中國人對未來預期謹慎，“不太敢花錢”。這位官員說，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雖然有很大進步，但還是不太健全。二00八年，中國社會保障支出占中央政府的比重為百分之七點五，而德國超過五成五，美國超過三成。

　　收入差距拉大也是造成中國消費率走低，儲蓄率走高的重要原因。富人和窮人邊際消費傾向不同，馬建堂說，低收入者拿到一百元花掉八十八元，高收入者同樣拿到一百元只花掉六十四元。而目前，中國收入分配的“二八效應”日益明顯，越來越多的錢集中到了百分之二十的富人手中。

　　不過，家庭儲蓄并非導致中國儲蓄率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表示，中國家庭儲蓄占GDP之比基本保持在兩成左右，上下浮動不大。企業(yè)和政府儲蓄的大量增長才是真正的推手。

　　如何才能讓中國的高儲蓄率降下來？智庫們各有高見，但“均貧富”似乎是共識。

　　馬建堂認為，最關鍵的是要增加低收入群體的收入，讓愿意多花錢的人有錢可花。他說，要發(fā)揮稅收的調(diào)節(jié)作用，把富人的稅收通過財政杠桿轉(zhuǎn)給低收入群體。

　　這一觀點得到諸多與會智庫人士的認同。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就表示，應該通過財稅政策與機制創(chuàng)新，抑制不合理的收入懸殊以促進消費。

　　他特別指出，大型企業(yè)，尤其是具有壟斷地位的國有大型企業(yè)，其收入近年來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明顯提高，應當通過立法對這些企業(yè)向國庫繳納國有資產(chǎn)收益金做出規(guī)定。在個稅方面，則應明顯降低低收入階層的稅負，加大高收入階層的實際稅負。

　　中國國際經(jīng)濟交流中心執(zhí)行副理事長、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認為，中國企業(yè)儲蓄率過高，如果通過分紅的方式，將企業(yè)利潤轉(zhuǎn)移給政府和民眾，將對儲蓄率降低大有裨益。周小川也表示，為了讓民眾有更多的財產(chǎn)性收入，“要讓公眾更多地分享企業(yè)的高收益”。

　　政府的“還富于民”，在智庫們看來，也是解決中國高儲蓄問題的關鍵。政府不僅應對低收入群體進行必要的財政補貼，而且應加大對社會保障體系的投入。唯有吃穿不愁、后顧無憂，民眾們才有可能松開捂緊“錢袋子”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