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陽村的金字牌匾

臺海網11月10日訊 據福建日報報道，莆田被譽為“文獻名邦”，不僅在于歷史悠久、文化遺產豐富，更在于莆田歷史上科舉鼎盛，人才薈萃，累代共出進士2482人、文武狀元21人、宰輔17人，演繹了中國科舉史上莆田讀書人宏大的命運交響曲。燦爛的科舉文化，構成了莆田文化的重要一環(huán)，也化為莆田人血脈里的文化基因，代代相承，詩禮傳家。

如今，科舉文化的印記依然有跡可循。“文獻名邦”的雄風應該如何重振？

“開莆來學”的傳承佳話

走訪莆田當地的文史專家和相關學者，談及莆田科舉文化，首先提到的都是“開莆來學”這四個字。

“莆田科舉鼎盛、人才薈萃的背后，離不開鄭氏三兄弟的‘開莆來學’。”莆田市圖書館副館長張翔說，南朝時，鄭露、鄭莊、鄭淑三兄弟遷徙到莆田，創(chuàng)辦“湖山書堂”，教讀子弟，傳授文化，開創(chuàng)了莆田文化教育之先河，使莆田重教興學氛圍日漸濃厚，為后來莆田“十室九書堂，龍門半天下”打下了基礎。

自從鄭氏“開莆來學”，“家貧子讀書”在莆田蔚然成風，好學苦讀的莆田學子，在歷代科舉中演繹各種科舉奇觀，誕生過2482個進士，21個文武狀元，17個宰輔，70多個尚書、侍郎。

“‘一門九刺史’，是指唐代莆田林氏先祖林披生有九子，他們均官居刺史，因此世稱‘九牧林家’。”林氏后裔、莆田荔城區(qū)文聯主席林春榮介紹說，在莆田科舉史上，林氏累代共有進士320多人，蔚為奇觀。故時人有“無林不開榜”之佳話。

宋代是莆田科舉文化鼎盛時期。其間，興化人物大批涌現，充溢史冊，如北宋名臣蔡襄，愛國宰相葉顒、陳俊卿，民族英雄陳文龍，大詩詞家劉克莊，理學家林光朝等。

宋熙寧九年（1076年），莆田人徐鐸與兄徐銳同榜進士，徐鐸為狀元及第，時有“龍虎榜頭孫繼祖，鳳凰池上弟連兄”之稱。同年，中國科舉史上第一位可考證的武狀元被莆田人薛奕摘得，莆田人徐鐸和薛奕同年文武狀元及第，宋神宗因而賜詩贊曰：“一方文武魁天下，四海英雄入彀中。”

宋紹興八年（1138年）莆田人黃公度狀元及第，同邑陳俊卿榜眼及第，當時有“枌榆未五里，魁亞占雙標”之贊。此科還出現“四異同科”佳話，即莆田人黃公度為榜魁（狀元）；陳俊卿為亞魁（榜眼）；林鄧73歲年最長，為榜尊；龔茂良18歲年最少，為榜幼。當時地處偏僻地帶的莆田，魁、亞聯登，“四異同科”，成為京城街頭巷尾熱議的話題。

“明代莆仙有進士554人，其中超300人官居四品以上。”據林春榮介紹，莆田科舉文化的另一個鼎盛時期出現在明代，并且重臣高官迭出，曾出現“六部尚書占五部”的奇特現象。

莆田科舉文化之盛，歷代頗受贊譽：宋真宗敕書有“閩越之地，鄒魯之儒”之稱，宋度宗盛贊“莆，文獻之邦也”，王安石艷羨“興化多進士”，朱熹感嘆“莆田人物之盛”，乾隆評論興化“科甲冠八閩”……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莆田知縣徐執(zhí)策在今荔城區(qū)縣巷南北兩端分別建豎“海濱鄒魯”和“莆陽文獻”兩座木坊；明萬歷十六年（1588年），莆田知縣孫繼有將二坊改名為“文獻名邦”和“壺蘭雄邑”。“莆田‘文獻名邦’之美譽也因此得名。”張翔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