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一個問題由澳大利亞過時的聯邦制引起，這種制度在招商引資議題上給予州政府過多的影響力。當中國嵐橋集團獲得澳北部主要港口達爾文港99年的租賃權時，美國和相當一部分澳大利亞人大為惱火，因為達爾文港事實上也是美軍基地。

　　盡管從澳大利亞人的角度看，中國一些大型國企的實際運作方式及其與中國政府之間的關系不符合西方對企業(yè)獨立性和透明度的要求，但在澳大利亞政府明確解釋清楚何謂“可接受的投資標準”之前，來自中國或其他任何地方的外來投資者為所受待遇感到沮喪或覺得被歧視都是可以理解的。

　　澳大利亞政治精英需要厘清的另一件事是如何面對國外政治獻金。民主有很多優(yōu)點，但它聲名狼藉的一點是可以用錢購買影響力。在澳大利亞和美國等地，各種各樣的游說軍團都正為影響政策制定，在權力走廊外徘徊。我們不能單單指責有錢的中國人加入這種游戲。最近澳大利亞幾起涉及影響力購買的丑聞之所以這么引人關注，可能大部分是因為中國資金卷入其中，而不是對民主程序形成的威脅。來自中國的利益相關方對此憤憤不平，認為這是雙重標準，確實在理。

　　隨著中澳關系的加強和深化，分歧會更突出，問題也會涌現，這不可避免。澳美關系的不同之處在于，兩國有長期的戰(zhàn)略聯盟，熟悉彼此的處事方式，深知對方在期待什么。這種親密關系不一定總對澳大利亞有好處，從澳大利亞最近參與美國領導、發(fā)動的一些軍事行動就能得知。但的確，兩國關系中有一種制度和社會層面的穩(wěn)定性，讓它比其他大多數關系都持久。

　　長遠看，中國和澳大利亞也很可能建立這樣的關系。原因在于，中國在區(qū)內的經濟和戰(zhàn)略重要性料將繼續(xù)增加，澳大利亞不斷擴大的華裔族群正在顯著改變其人口結構。

　　所有持久的伙伴關系都有賴于良好的溝通，了解伙伴的期望和恐懼很有必要。盡管在外界看來，澳大利亞的環(huán)境可謂得天獨厚，但它的憂慮和恐懼卻出人意料地多，但咒罵澳大利亞并不能把這些憂慮和恐懼趕走。同時，一個更加獨立的澳大利亞會基于現實處理雙邊關系，而非根據過往的恐懼或喜好。畢竟，成功的伙伴關系需要雙方共同努力?！?作者是西澳大利亞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系教授，該系博士候選人許少民對此文亦有貢獻。譯者為徐珍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