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冬天，我扛著幾十斤重的行李，從家中徒步50公里趕往成都火車站，奔赴我的下一個人生目的地：軍營。更準(zhǔn)確地說，是西藏軍區(qū)某邊防團。

火車慢速前行，車窗外的景色漸漸變得陌生。幾十個小時后，拉薩站到了。一下火車，一股冰冷的空氣迎面襲來，穿著部隊配發(fā)的大好幾個鞋碼的布鞋，我的腳凍得發(fā)麻。

走了差不多半個小時的泥巴路，來到路盡頭的一個大院。整理完行李，我們吃上了進藏的第一頓飯。我記得非常清楚，是辣椒炒豬肉和蘿卜燉油渣。那時能吃上這樣的飯菜實屬不易，想必是對我們這群新兵的厚待。

第二天一大早，我們匆匆登車趕往駐地。在老解放卡車的車廂里顛簸了四五天后，終于到了駐地軍營。下車一看，我們懷疑自己來錯了地方：山坡上森林郁郁蔥蔥，山谷間清泉流水潺潺，和我們想象中的西藏完全不同。

這就是察隅，一個完全不像西藏的地方。后來我才知道，察隅被稱作“西藏小江南”，我的軍旅生活就從這里開始。

我的第二故鄉(xiāng)

察隅在哪里？在西藏自治區(qū)東南端，在祖國與緬甸、印度交界的密林深壑中。因為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信息閉塞，那個年代，當(dāng)?shù)匕傩盏娜兆舆^得苦巴巴。

這里綿延著數(shù)百公里的邊境線，我們邊防官兵與當(dāng)?shù)厝罕娨黄?，共同守護著神圣國土，親如一家。藏族老阿媽阿姆常會來我們的軍營，我特別喜歡她遞過來的熱騰騰的酥油茶。聽?wèi)?zhàn)友們說，前年駐地下了一場罕見的大雪，住在山下的阿姆一家被雪崩埋住，阿姆的丈夫和四個兒女全部遇難，只有阿姆當(dāng)晚睡在親戚家免于遇難。后來，官兵找來木板制成棺木將阿姆離世的親人安葬，又幫阿姆搭建了房屋，全團官兵還湊錢給阿姆買了生活必需品。阿姆為了感謝官兵的恩情，時常到軍營里來走動，幫大家洗洗衣服做做飯，我們也會邊喝她打好的酥油茶，邊和她聊聊天。她把我們當(dāng)親人，我們也管她叫“阿媽”。

后來，我把阿姆的故事講給旺堆聽。旺堆是一名孤兒，父母病故，兩個哥哥自小相繼夭折。我看著旺堆獨自過著凄苦無依的生活,著實扎心，一有時間就給他講解書本上的知識，給他講山外的世界。旺堆成了我在察隅第二個最親的人，這小子也沒讓我失望，后來考上了大學(xué)，畢業(yè)后又回到察隅當(dāng)了一名警察。

察隅是我的第二故鄉(xiāng)，那里有我的戰(zhàn)友和親人。

沒被遺忘的察隅溝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改革開放的浪潮開始激蕩全國，連如此偏僻的察隅溝都迎來了春風(fēng)。這里使用了千年的物物交換方式漸漸消失，商店和紙幣開始出現(xiàn)。我記得很清楚，1979年2月18日，單位配發(fā)了建連以來的第一臺黑白電視機。那時，這絕對算得上是個“高大上”的稀罕物件，電視機一裝好，全連近百人每晚都擠在一起盯著那個小小的黑白屏幕。

1979年盛夏的一個午后，我們在地里收土豆，廣播里突然傳來一個動聽的聲音，是鄧麗君！整個土豆田里頓時一片沸騰，很快大家又陶醉在歌聲里，幾乎忘了收土豆的任務(wù)。鄧麗君之前已經(jīng)紅遍大江南北，但她的歌聲晚了三五年才傳進察隅溝。

隨著川藏公路的不斷修建，內(nèi)地的很多新鮮玩意兒也涌進了察隅溝。最受歡迎的還是報紙書籍和收音機。關(guān)于報紙，那時連隊還鬧出一個笑話。有個新兵拉肚子，情急之下把報紙當(dāng)了手紙用，后來被發(fā)現(xiàn)，不僅寫了檢討，還被罰抄了5遍報紙上的文章。那個年代，一張報紙可以看上百十來回，等到收存的時候，已經(jīng)基本沒了“紙樣”。

這里的時代節(jié)奏一直慢了幾拍。但這一次，改革的春風(fēng)沒有遺忘這座雪域高原的邊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