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
“佩洛西風波”是中美關系、兩岸關系與新時代世界秩序結構演變的分水嶺事件，是“一個中國”原則之法理斗爭與地緣政治斗爭的極限交鋒。
佩洛西以霸權背景的“民主理由”踐踏“一個中國”底線，中國則以“主權國家理由”展開綜合性反制斗爭，推進對臺灣地區(qū)的軍事控制和統(tǒng)一態(tài)勢的加速形成。佩洛西風波客觀上刺激加速了新時代兩岸統(tǒng)一進程的新常態(tài)塑造。2022年8月10日，中央發(fā)布第三份涉臺白皮書《臺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tǒng)一事業(yè)》，開啟了以兩岸完全統(tǒng)一為清晰目標的歷史進程與行動框架，以“反臺獨、反干預、促統(tǒng)一”作為新時代國家統(tǒng)一的完整法理邏輯。
8月2日之夜應該說是中美關系史、兩岸關系史以及世界和平秩序史上的一個重大時刻。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也就是美國官方的三號人物，不顧中方一再反對，不顧中美三個聯(lián)合公報的明確規(guī)定，悍然進入了臺灣，也就是所謂的“訪問”臺灣。這是美國背信棄義的表現，可以說顛覆性地挑戰(zhàn)了中美關系中關于臺灣問題的基本共識和相互承諾。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動作。佩洛西的冒險闖關給中美關系、兩岸關系以及世界和平秩序均造成了巨大沖擊。比如世界各個陣營、各方勢力不得不在一個中國問題上、在美國涉臺政策問題上表態(tài)站隊；再比如中國政府必然會對臺獨勢力及外部干預勢力進行反制，通過法律打擊懲治推動臺獨的各種力量。
為了反制臺獨，大陸組織了環(huán)繞臺灣全島的前所未有的實彈演習。這一實彈演習當然是為了維護和平，打擊臺獨勢力，震懾外部干預勢力，是升級化的維護和平、主張中國主權權益的正當行動。但是這一行動卻不一定能夠被臺灣社會以及美西方較好地理解。中國的國家主權、安全、發(fā)展利益還需要進一步去加以法理澄清，理論斗爭遠未結束。
東部戰(zhàn)區(qū)位臺島周邊海空域組織多軍兵種聯(lián)合戰(zhàn)備警巡和實戰(zhàn)化演練（圖源：IC photo）
臺灣問題是一個足夠復雜的問題，我們要從歷史、法理、世界體系等多個層面和維度解剖它，了解其來龍去脈，才能對今日所呈現的地緣政治危機、中美關系危機、兩岸關系危機、世界體系秩序危機形成透徹的理解。
“佩洛西風波”與今年年初爆發(fā)的烏克蘭戰(zhàn)爭，構成了二戰(zhàn)之后歐亞大陸西端和東端重大的地緣政治波動事件。烏克蘭戰(zhàn)爭標志著俄羅斯和北約之間尋求和平安全法律架構努力的失敗，最終使烏克蘭陷入戰(zhàn)火，至今仍然是僵局，找不到合理的制度化的解決方案。在臺灣問題上，美國也重新用冷戰(zhàn)思維、遏制戰(zhàn)略來打臺灣牌，將臺灣烏克蘭化，試圖用臺灣拖住中國民族復興的進程，挽救美國霸權下沉的趨勢。
美國在歐亞大陸西部用烏克蘭問題，在東部用臺灣問題，分別遏制俄羅斯和中國正當的民族復興以及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發(fā)揮。這背后透露出的就是赤裸裸的霸權主義。這種霸權主義與聯(lián)合國憲章、與多邊主義國際關系的基本準則都是不符合的，只能帶來大國之間關系的惡化、地緣政治的激烈動蕩，以及相當廣泛的范圍內產業(yè)鏈的損害、人民經濟生活及安全感的波動。這些都是我們必須要了解到的。
具體到臺灣問題上，我想首先從歷史的維度來跟大家講一講臺灣問題是如何產生的，它的性質是什么。我們只有知道它從什么地方來、經過了什么，我們才知道未來它會往哪個方向去。
關于臺灣問題的產生，中央其實已經論述得很清楚了：臺灣問題是因民族積弱而產生的。在外敵入侵、內部動亂、中華民族積貧積弱的特定年代里，臺灣作為原本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體系的邊緣部分，被外部勢力侵占并進行殖民統(tǒng)治，與主體的政治秩序分離開來；反之，當中華民族重新強大起來，具有政治的聚合力、文化的影響力、對外部勢力的反制力，臺灣問題也會因民族復興而得到解決。
所以臺灣是被分離出去，還是回歸統(tǒng)一，亦或是處于目前既沒有臺獨化也沒有完全統(tǒng)一的中間狀態(tài)，都是從民族弱亂到民族復興轉變進程的階段性標志。這表明我們民族復興確實還有非常艱難的最后一公里要走，不走完這“一公里”，臺灣問題就不會得到順利解決。
所以，從民族弱亂到復興的長期的歷史演化史觀來看，我們就可以理解到臺灣問題的本質：它與民族復興的波動周期有關，民族弱，則臺灣有可能分離；民族強、民族復興，則臺灣一定回歸。所以臺灣必然回歸表達的是對民族復興的信心。
結合臺灣及其與大陸關系的具體歷史來看，在晚清末年甲午戰(zhàn)爭時期，根據屈辱的不平等條約，臺灣被割讓給了日本，受到日本50年的殖民統(tǒng)治。這50年的殖民統(tǒng)治對臺灣問題后來的國際化以及地緣政治斗爭秩序的形成是有深刻影響的，因為日本因素對臺灣社會、對臺灣現代化進程、對臺灣人的認知、對臺灣透過日本而對西方世界形成的印象有著層層累積的影響。臺灣的一些精英階層對日本的情感和心理依賴，也是阻礙兩岸和平統(tǒng)一的重要因素。
經過50年的殖民統(tǒng)治后，臺灣于1945年光復。但是，無論是228事件的爆發(fā)，抑或是臺灣內部族群間逐漸兩極化的撕裂對抗，都反映出國民黨在臺灣的政治治理并沒有取得成功。
1949年新中國建立后，臺灣問題成為了內戰(zhàn)遺留問題。臺灣之所以還存在具有治理功能的類政府體系，是因為中國內戰(zhàn)沒打完。如果我們當初“宜將剩勇追窮寇”解放臺灣島，今天的臺灣問題也就不復存在了。臺灣沒有被解放，是因為當時我們的力量并沒有強大到可以跨海作戰(zhàn)直接解放的程度，也與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之后國家統(tǒng)籌朝鮮問題與臺灣問題做出的戰(zhàn)略權衡有關，當然美國的軍事阻撓與冷戰(zhàn)封鎖是關鍵因素。
所以，臺灣問題是在整個民族復興波動周期里、在國共內戰(zhàn)的節(jié)點上被催生出來的。但是，1949年分治大陸與臺灣的國共兩黨盡管有不同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卻有共同的民族主義的政治基礎，也就是“兩岸同屬一中”的觀念，這也就為1992年的“九二共識”做了早期的鋪墊。“九二共識”本質上是對1949年兩岸分治時已經存在的民族主義共識的再確認。
此后，經過島內的民主化、民主鞏固和政黨輪替，國民黨政權被本土化的民進黨政權取代。這就使得島內多黨制的民主選舉與本土主義的政治文化意識形態(tài)深度結合，再加上長期親美并受美國控制，臺灣逐步成為美國“準殖民地”，民進黨循此進行相應的國際政治角色的自我設定。臺灣島內認同并且積極主張和追求統(tǒng)一的人士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不斷下降，臺灣的本土力量和親美力量處于上升狀態(tài)。島內的民主選舉并沒有能催生出兩岸和平統(tǒng)一的集體理性，而是產生了傾向于臺獨主義、本土主義的民粹化結果，對兩岸統(tǒng)一產生了負面影響。
從兩岸關系之外的維度來看，臺灣問題還涉及中美大國關系，也涉及在二戰(zhàn)后的整個世界體系里國際法秩序的構造與斗爭問題。一個中國原則在國際法秩序上主要體現于誰是一個中國真正的政治代表。1949年新中國建立，但由于種種國際政治因素，聯(lián)合國的席位仍然被臺灣國民黨政權占據，經過不懈的外交努力和政治斗爭，中華人民共和國于1971年恢復了在聯(lián)合國的合法席位。1971年的聯(lián)大2758號決議在國際法層面包括了兩個主要內涵：首先，確認了“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的原則；其次，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治代表，臺灣沒有中國代表權。
最前提性的問題是“一個中國”，在此前提下才討論到誰是這一個中國的政治代表？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當今美臺勢力削弱或顛覆2758號決議的企圖，實際上是對國際法原則的挑戰(zhàn)。一個中國原則已經不僅僅是中國政府自我主張的主權原則，而是經過國際法程序以聯(lián)合國大會決議的方式所確認的原則。2758號決議不容挑戰(zhàn)的國際法地位也是中國在國際社會主張一個中國、主張統(tǒng)一的正當性時，獲得很多國家和團體支持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