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次佩洛西事件中，我們也注意到，聯(lián)合國秘書長和有關機構的負責人都明確發(fā)言支持一個中國原則、支持2758號決議，這顯示出美臺試圖推動所謂的“臺灣國際化”、甚至試圖推動臺灣重新加入聯(lián)合國，制造所謂“一中一臺”、兩岸互不隸屬的分裂主義政治圖謀不符合國際法的原則和框架，是不可能成功的。
從中美大國關系的角度來看，1979年中美建交的一個重要政治基礎就是通過《中美聯(lián)合公報》牢固確認了一個中國原則。在該公報中，我國稱“一個中國”為“原則”，也就是定海神針般的根本性準則；而美國的官方表述則稱之為“一個中國政策”，“政策”似乎是靈活的、流變的。因此，從1979年開始，關于“一個中國”的內涵及約束力，中美之間就存在認知的差異。隨著中美關系的大局、中美之間合作與競爭的比例的變化，這一認知差異的大小也在不斷變化。
1972年2月，周恩來在機場迎接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7年后，中美正式建交（圖源：IC photo）
改革開放之初，中美戰(zhàn)略上相互需要：美國要依賴中國在對抗蘇聯(lián)方面施以援手；而中國改革開放也需要在經濟建設上利用甚至一定程度上融入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所以，1979年中美建交時，臺灣問題作為有一定共識的問題被擱置了下來，求同存異，客觀上有一定的戰(zhàn)略模糊性。
在此之后，中國不斷強化與鞏固一個中國原則，并開展與美國的外交與話語斗爭，美國卻不斷削弱該原則。美國關于一個中國政策的法律基礎的建構具有內在的矛盾、曖昧以及機會主義的特征。
例如，美國現(xiàn)在表述完整的一個中國政策的法律基礎存在于三份文件中：其一是說給大陸聽的中美三個聯(lián)合公報，其二是說給臺灣聽的所謂“對臺六項保證”，其三是作為美國國內關于涉臺問題之基本法律的1979年所謂“臺灣關系法”。
其中，中美三個聯(lián)合公報作為行政協(xié)議，在法律上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被美國的外交官和政策學者認為在效力上低于作為國會立法的“臺灣關系法”。在2018年“對臺六項保證”被納入美國《亞洲再保證倡議法》、成為法律條款后，中美三個聯(lián)合公報的相對地位再度下降。
隨著2016年特朗普上臺，美方試圖挑起“中美新冷戰(zhàn)”，在一個中國原則問題上不斷后退，不斷增加對臺軍售，以及號召其盟友支持“臺灣國際化”，在臺灣問題上極限施壓，不斷挑戰(zhàn)和觸碰中美關系中關于臺灣問題的底線。
此次佩洛西竄訪臺灣，不過是美國以新冷戰(zhàn)方式利用臺灣牌極限施壓的最新負面結果——只要美國按照新冷戰(zhàn)的邏輯向前推進，就一定會走到像佩洛西竄訪臺灣這種極端對抗事件當中去，引發(fā)相應的地緣政治風險。臺灣問題是中美關系以合作還是對抗為主的晴雨表。佩洛西事件本身就表明，中美建立極端危險事件的戰(zhàn)略護欄機制實際上已經失效。
以上是臺灣問題的歷史經緯和法理上的曲折反復，只有了解了這些，才能明白今天各方到底在爭執(zhí)什么、為什么臺灣是中國絕不能退讓的核心利益，以及為什么民族復興要跟臺灣回歸、國家統(tǒng)一掛鉤。
我們再回到佩洛西事件及其余波。從拜登政府上臺以來，美國政治內部有兩種不同的聲音。一種聲音屬于“經貿和解派”。經過兩三年的貿易戰(zhàn)，美國不僅沒能敲詐遏制中國，反而使自己處于高通脹、產業(yè)鏈緊張的狀態(tài)。經濟界人士認為，只有修復與中國的經貿關系、緩和與中國的關稅之爭以及科技封鎖等，美國經濟才能得到有效的恢復，重獲增長活力。
很多企業(yè)家和智庫代表都提出意見，認為美國如果尋求和中國脫鉤，會對美國經濟和領導力造成巨大損害，這種自殘式的冷戰(zhàn)是不可持續(xù)的，簡單套用美蘇冷戰(zhàn)的經驗不能挽救美國霸權下沉的危機，所以美國要轉變思路，與中國緩和關系，更加精細理性地管理中美關系。由此可見，美國國內政治思想和利益頗為多元，仍有部分有識之士能夠正確理解中美之間的優(yōu)勢互補以及中美極限斗爭的損害。
但另一種聲音更強勢，可稱為“體系冷戰(zhàn)派”。美國國內還存在著相當一批冷戰(zhàn)的鷹派和意識形態(tài)化的全球主義者，這些人在民主黨中占據(jù)相當大的比例。他們認為必須從霸權保衛(wèi)戰(zhàn)的角度、從文化斗爭和意識形態(tài)斗爭的角度，對中國進行全面遏制。他們有深刻的危機感，認為如果不能在五年內遏制住中國，那么中國就會無法遏制。
可問題在于，為什么一定要遏制中國呢？中國與美國文明有差異，發(fā)展道路、政治制度有所不同，但這都是人類政治文明可以呈現(xiàn)出的多樣性。難道人類文明只能有美國一種？人類的宗教或信仰體系只能有基督教一種嗎？顯然并不是。所以美西方一定要遏制、消滅別人，一定要讓別人臣服于自己的一元主義世界觀，本質是反自然、反人類的。美國在國際政治中經常奉行這樣的霸權邏輯。以佩洛西為代表的美國民主黨政治集團正是這樣的一群全球主義者，一元論的價值觀中心主義者。
佩洛西竄訪臺灣事件具有這樣一些地緣政治與世界體系內涵：
其一，該事件代表了美國冷戰(zhàn)鷹派企圖把臺灣建構為一個冷戰(zhàn)的前哨，要讓冷戰(zhàn)的鐵幕在臺灣海峽落下。在這種情況下，兩岸和平統(tǒng)一無從談起。
其二，佩洛西是非常自私的政治人物。她試圖通過冒險訪問臺灣突破雙方以往的默契及明文規(guī)定的方式，表現(xiàn)出對華強硬的態(tài)度，從而為民主黨拉選票、為岌岌可危的民主黨選情助推、為自己尋求最終的歷史定位和政治收益。但這一舉動其實是一把雙刃劍，如果她由此造成中美惡斗、美國利益進一步受損，未能使選民實際獲益，就反而會喪失選票。
這是一次美國政黨選舉政治的危險操作，這種危險操作也反映出美國民主選舉文化的惡劣化——為了選票、為了轉嫁國內政治矛盾，可以無所不用其極，可以把風險和矛盾轉嫁到任何其他的地方，以鄰為壑、以萬里之外的鄰為壑。這是非常自私的做法。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圖源：IC photo）
其三，民主黨希望借此推動其維護霸權體系的政治議程。美國試圖在世界政治體系的意義上用北約拖垮俄羅斯（烏克蘭戰(zhàn)爭就充分反映了這一地緣政治本質），再用臺灣問題拖垮中國。現(xiàn)在的佩洛西訪臺，以及后續(xù)可能會出現(xiàn)的美臺關系升級、美國的盟友共同支持臺灣等，會造成中國在臺灣問題上越陷越深。美國試圖推動臺灣的烏克蘭化，借助臺灣問題的膠著緊張狀態(tài)挑動地緣政治的神經，建構亞洲版的北約。
無論是印太戰(zhàn)略的大框架，還是印太經濟架構的底層基礎設施框架，都反映出美國似乎也要把亞洲的盟友變成亞洲式的北約體系、變成美國支配控制下的地緣政治工具。臺灣問題就成為了“藥引”。這反映了美國在世界體系上的新思考，即在亞歐大陸的東西兩端同時用集團政治的方式拖垮、制裁、遏制中國和俄羅斯，實現(xiàn)一元主義的美式霸權的延續(xù)。
美國在臺灣問題上顯示出“一虛一實”的趨勢。“虛”的地方在于對一個中國的政策不斷弱化。閉著眼睛講一個中國政策，張開眼睛做損害一個中國的具體行為，言而無信，雙重標準，成為流氓無賴式的外交主體、沒有信用的大國，使得中美兩國難以建立戰(zhàn)略上相互信任的機制以及互動的法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