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3年前,撰寫《蔣經國傳》的作家江南在美遭槍殺后,當時在臺灣《時報周刊》任職的王豐也開始研究蔣家,并在之后的20多年中,出版了一系列關于蔣家的書籍,成為臺灣知名傳記作家、蔣氏家族傳記權威。
王豐在研究蔣家20多年中,因以生活細節(jié)的書寫方式記述蔣氏父子,例如他寫蔣介石妻子宋美齡卸妝后像鬼等小故事,曾引來蔣家長期的敵意,相關人員還出書反擊,認為他“丑化”了蔣家。
雖然如此,被蔣家視為“敵人”的王豐還繼續(xù)研究蔣家,并在民進黨“去蔣化”方興未艾之際多次發(fā)表文章“護蔣”。他認為,盡管兩蔣有其局限性,但蔣介石蔣經國父子是兩岸聯(lián)系的符號,“去蔣”、“去中”只是民進黨為了“臺獨”做準備。
昨日,在臺灣當局將10月31日蔣介石誕辰紀念日首次刪除之際,本報記者通過電話采訪了王豐先生。
研究起因 偷聽大陸廣播引發(fā)興趣
記者:您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研究蔣家,在當初的特殊環(huán)境下,您為什么會去作這個研究?不怕得罪他們嗎?
王豐:最主要是家庭背景,我的父母都是“外省人”,是中國國民黨黨員,基本上可以說是老蔣帶過來的人,主觀就有很濃的情感。
我在五六歲光景,還沒上小學,有一天父親上班去了,母親去市場買菜,我偷偷擰開家里那部短波收音機,不知怎么轉動的,竟然從臺灣的 “中國廣播公司”,滑動到大陸的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我一邊聽,一邊提防著母親會在這節(jié)骨眼回來。1950、1960年代,偷聽大陸廣播,重則會被當成政治犯,流放綠島。但我卻聽上了癮,之后,有很長一段日子,總是趁爸媽不在家的空當,偷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節(jié)目。
起先,我心里最大的困惑,是不知道為什么大陸稱 “蔣先生”蔣介石,臺灣國民黨當局為“蔣幫”,而父母敬重的“蔣先生”,為什么在大陸廣播節(jié)目當中,會成為十惡不赦的民族罪人。當時也不好問父母,但可以感覺到大概在這世界上,同時存在著兩個不同詮解的蔣介石,一個是神,一個是鬼。所以從小時候,就有一種想法,有朝一日,我一定要搞懂,究竟蔣介石是神還是鬼。
長大后,我才比較明白,對歷史人物,也惟有透過辯證,經過不斷扒梳,用事實來證明其是非黑白。因此,論述歷史人物,不能怕得罪人,但必須大膽假設,小心查證。這一點,說說容易,要做到卻很難。
惹惱蔣家 蔣家未必視我為敵人
記者:您陸續(xù)出版了有關蔣家的書,曝光了蔣家一些鮮為人知的秘密,這些秘密是如何得到的?您如何取得那些資料?
王豐:主要是從找材料和關鍵人物著手。1984年,我進入臺灣 《時報周刊》服務,經常撰寫和蔣家相關的主題文章。在此同時,我也考進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這所學校是臺灣“戒嚴”時期少數可以合法閱讀大陸書報雜志的研究單位,能看大陸書報資料,這也是我報考這個研究所的動機所在。
我集中精力研究蔣家父子到臺灣以后的點滴故事,但是,這期間的進展十分有限,所閱讀到的參考材料,多半大同小異,鮮有真正的運用價值。當時的臺灣,信息比較閉塞,政治環(huán)境仍未全面解凍,蔣經國還在世,大權在握,黨政軍特一把抓,連報館里也到處有眼線,沒有任何人膽敢寫蔣家的私密故事,即使有人敢寫,也沒有一家傳媒敢刊載。一直到蔣經國去世,這種信息禁錮的局面才得以打開。這時,我得識一些蔣家父子周邊的服務人員,從此,我從神龕的門縫里,窺見了一線天,一個從未被揭露的皇家內府……
記者:您在研究蔣家的過程中曾被蔣家視為“敵人”,這里面有什么“過節(jié)”嗎?
王豐:我對蔣家父子的情感是很復雜的,就像許多在臺灣所謂的 “外省第二代”,父母這一輩可以說都是老蔣帶到臺灣的。還記得1975年4月5日,蔣介石去世那天,父親眼眶泛著淚光,好像是自己家里老人家過世那樣傷心難過。對“外省人”而言,以如喪考妣形容,實不為過,因為他們跟著他漂洋過海到臺灣,一晃眼就是26年。我想,父親這輩人聽見蔣介石死訊,無異自知回大陸的希望落空了。因此,坦白說,我從不曾視蔣家為敵人,相對而言,蔣家也未必會視我為敵人??墒?,從事傳記寫作工作,豈可“為賢者諱”?一旦我們將原本端坐神龕上的名人拉下來,豈有不被視為眼中釘的道理,但,這終究是暫時的情緒反應,不足掛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