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年前，撰寫《蔣經國傳》的作家江南在美遭槍殺后，當時在臺灣《時報周刊》任職的王豐也開始研究蔣家，并在之后的20多年中，出版了一系列關于蔣家的書籍，成為臺灣知名傳記作家、蔣氏家族傳記權威。

　　王豐在研究蔣家20多年中，因以生活細節(jié)的書寫方式記述蔣氏父子，例如他寫蔣介石妻子宋美齡卸妝后像鬼等小故事，曾引來蔣家長期的敵意，相關人員還出書反擊，認為他“丑化”了蔣家。

　　雖然如此，被蔣家視為“敵人”的王豐還繼續(xù)研究蔣家，并在民進黨“去蔣化”方興未艾之際多次發(fā)表文章“護蔣”。他認為，盡管兩蔣有其局限性，但蔣介石蔣經國父子是兩岸聯(lián)系的符號，“去蔣”、“去中”只是民進黨為了“臺獨”做準備。

　　昨日，在臺灣當局將10月31日蔣介石誕辰紀念日首次刪除之際，本報記者通過電話采訪了王豐先生。

研究起因 偷聽大陸廣播引發(fā)興趣

　　記者：您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研究蔣家，在當初的特殊環(huán)境下，您為什么會去作這個研究？不怕得罪他們嗎？

　　王豐：最主要是家庭背景，我的父母都是“外省人”，是中國國民黨黨員，基本上可以說是老蔣帶過來的人，主觀就有很濃的情感。

　　我在五六歲光景，還沒上小學，有一天父親上班去了，母親去市場買菜，我偷偷擰開家里那部短波收音機，不知怎么轉動的，竟然從臺灣的 “中國廣播公司”，滑動到大陸的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我一邊聽，一邊提防著母親會在這節(jié)骨眼回來。1950、1960年代，偷聽大陸廣播，重則會被當成政治犯，流放綠島。但我卻聽上了癮，之后，有很長一段日子，總是趁爸媽不在家的空當，偷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節(jié)目。

　　起先，我心里最大的困惑，是不知道為什么大陸稱 “蔣先生”蔣介石，臺灣國民黨當局為“蔣幫”，而父母敬重的“蔣先生”，為什么在大陸廣播節(jié)目當中，會成為十惡不赦的民族罪人。當時也不好問父母，但可以感覺到大概在這世界上，同時存在著兩個不同詮解的蔣介石，一個是神，一個是鬼。所以從小時候，就有一種想法，有朝一日，我一定要搞懂，究竟蔣介石是神還是鬼。

　　長大后，我才比較明白，對歷史人物，也惟有透過辯證，經過不斷扒梳，用事實來證明其是非黑白。因此，論述歷史人物，不能怕得罪人，但必須大膽假設，小心查證。這一點，說說容易，要做到卻很難。

惹惱蔣家 蔣家未必視我為敵人

　　記者：您陸續(xù)出版了有關蔣家的書，曝光了蔣家一些鮮為人知的秘密，這些秘密是如何得到的？您如何取得那些資料？

　　王豐：主要是從找材料和關鍵人物著手。1984年，我進入臺灣 《時報周刊》服務，經常撰寫和蔣家相關的主題文章。在此同時，我也考進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這所學校是臺灣“戒嚴”時期少數可以合法閱讀大陸書報雜志的研究單位，能看大陸書報資料，這也是我報考這個研究所的動機所在。

　　我集中精力研究蔣家父子到臺灣以后的點滴故事，但是，這期間的進展十分有限，所閱讀到的參考材料，多半大同小異，鮮有真正的運用價值。當時的臺灣，信息比較閉塞，政治環(huán)境仍未全面解凍，蔣經國還在世，大權在握，黨政軍特一把抓，連報館里也到處有眼線，沒有任何人膽敢寫蔣家的私密故事，即使有人敢寫，也沒有一家傳媒敢刊載。一直到蔣經國去世，這種信息禁錮的局面才得以打開。這時，我得識一些蔣家父子周邊的服務人員，從此，我從神龕的門縫里，窺見了一線天，一個從未被揭露的皇家內府……

　　記者：您在研究蔣家的過程中曾被蔣家視為“敵人”，這里面有什么“過節(jié)”嗎？

　　王豐：我對蔣家父子的情感是很復雜的，就像許多在臺灣所謂的 “外省第二代”，父母這一輩可以說都是老蔣帶到臺灣的。還記得1975年4月5日，蔣介石去世那天，父親眼眶泛著淚光，好像是自己家里老人家過世那樣傷心難過。對“外省人”而言，以如喪考妣形容，實不為過，因為他們跟著他漂洋過海到臺灣，一晃眼就是26年。我想，父親這輩人聽見蔣介石死訊，無異自知回大陸的希望落空了。因此，坦白說，我從不曾視蔣家為敵人，相對而言，蔣家也未必會視我為敵人?？墒?，從事傳記寫作工作，豈可“為賢者諱”？一旦我們將原本端坐神龕上的名人拉下來，豈有不被視為眼中釘的道理，但，這終究是暫時的情緒反應，不足掛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