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監(jiān)察機構“監(jiān)委”提名的紛擾，在黃健庭、陳伸賢宣布退出后，臺監(jiān)察機構負責人被提名人陳菊以退黨、辭去所有黨務為承諾，宣示將超越黨派公正行事。這樣的宣示，企圖以退黨來證明自己足以勝任，卻輕巧回避了外界質(zhì)疑其被糾彈事例多端的官箴爭議。事實上，有了臺選務機構負責人李進勇退黨，卻把臺選務機構“附隨化”的殷鑒，陳菊宣布退黨的說服力只怕很低。

陳菊的退黨聲明說得義正辭嚴，說穿了，這只是民進黨《黨員入黨辦法》規(guī)定的假動作。該辦法第七條規(guī)定，黨員擔任司法人員、“監(jiān)察委員”、“考試委員”等職務，應“暫予辦理注銷黨籍”；未來不再擔任這些職務后，“即予恢復黨籍”。所以，退黨不是真的退黨，只是形式上暫時取銷注記，以取得權位為旨；從某個角度看，這是方便黨員“身在曹營心在漢”的巧門。

臺灣有條例規(guī)定，“監(jiān)察委員須超出黨派以外，獨立行使職權”。陳菊宣布退黨，表面上符合這個要求，但論其個人主客觀條件，卻不表示她適合出任臺監(jiān)察機構領導人。不可否認，在臺灣民主運動早期，陳菊對抗威權的表現(xiàn)令人敬佩，也曾對人權議題積極付出。但近年來，陳菊的形象卻似乎逐漸濃縮成為綠營“派系領袖”，她更關注的是自己子弟兵的出路，乃至派系利益和前景。在這種情況下，她當年那種令人動容的大無畏形象，已漸次剝落。

五月中陳菊卸下蔡英文辦公室秘書長職務時，她已知自己被內(nèi)定出任臺監(jiān)察機構負責人；她卻公開吐露心聲，稱自己一生所交朋友都在同一個圈子，“一輩子沒有國民黨的朋友”。這樣的表白令人錯愕：作為一個民主運動者，需要用黨派來劃分自己的交友圈嗎？這種“非友即敵”的二元對立法，不會顯得狹隘且自我拘限嗎？陳菊在知道要出任臺監(jiān)察機構負責人后還發(fā)表這種談話，是要凸顯自己對黨的忠誠，或者這就是她個人的信念？當“美麗島事件”受難同志提醒她“莫忘初衷”時，陳菊的初衷里，真的仍存在“超越黨派”的價值嗎？

在外界雜音四起時，陳菊沒有直面外界對其官箴之質(zhì)疑，卻以“退黨”來宣示自己可以中立行事，說服力其實不高。主要原因是，上次用過同一招式的李進勇，已屢屢以具體行動證明“退黨”是個廉價的招數(shù)。一年半前，李進勇因云林縣長選舉落敗，而應民進黨當局之召出任臺選務機構負責人，當時也是輿論嘩然，認為這將導致選務中立的敗壞。李進勇的作法，也是請民進黨“注銷黨籍”以釋猜疑，甚至自詡退黨是“比法律更高的標準”。但檢視臺選務機構一年多來的表現(xiàn)：罷韓期間表現(xiàn)出“罷韓公家隊”的一馬當先姿態(tài)，對補選又刻意限縮期程，故意讓“在野黨”來不及部署，包括對媒體人及市民動輒以“侮辱官署”提告。臺選務機構儼已變成民進黨的“附隨組織”，李進勇的中立承諾則消逝在風里。

有了李進勇的先例，陳菊能穿越這面照妖鏡嗎？注銷黨籍不過是民進黨中央的紙上作業(yè)，但鐫刻在意識形態(tài)里的政治模板，誰知道“中立”的開關在哪里嗎？這才是社會對他們中立性最大的疑慮。李進勇是法律人出身，但他處理選務工作總是偏向綠營，規(guī)定反倒成了他箝制言論自由和打壓異議的工具，有無黨籍根本不影響他對民進黨的效忠。蔡英文上屆提名的“監(jiān)委”陳師孟，雖屬無黨籍卻一味堅持“辦藍不辦綠”，蔡英文可曾對他有過任何提醒或告誡？蔡英文還好意思說，臺監(jiān)察機構不該是政黨相互攻訐的戰(zhàn)場，“應該是跨越黨派藩籬、共同實現(xiàn)當局良好治理的地方”？

民進黨完全施政，其構建的體制較之威權年代毫不遜色。在這種情況下，超越黨派已成為空洞的口號。陳菊再怎么無黨無派，能超越這個天花板嗎？她能超越四十年前那個挑戰(zhàn)過體制的自己嗎？（本文摘編自臺灣《聯(lián)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