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樣學樣，教育“臺灣化”害了香港

對比香港今夕，張安樂認為，有兩個原因造成香港社會的分裂。一是外部勢力的介入和破壞。二是香港教育和文化上犯了“臺灣化”的錯誤。“臺灣化”教育會讓香港年輕人迷失方向，失去中華文化，人就會失去靈魂，淡化國族認同。“從而成為外部勢力和‘港獨’分子利用的工具。”

所謂教育和文化上的“臺灣化”，源于李登輝、陳水扁執(zhí)政時期，在教育和文化領域推行“去中國化”運動，在學生和青年中推廣“臺獨”思想。

李登輝曾聲稱，“教育不改，人心也不會改變，過去教育都限制在大中華的觀念范圍中，臺灣不需要大中華主義”“我要中小學教育里多加些臺灣歷史、臺灣地理等課程”。

從那時起，臺灣當局鼓動社會上各出版社和學校逐步刪減甚至取消與“中國”有關的“國文”、中國近代史及中國通史等必修課程和出版物，鼓動高校設立“臺灣文學系”或“臺灣文學研究所”，而把“中國文學系”并入“外國文學系”“東方文學組”等。而陳水扁上臺主政后，延續(xù)李登輝的理念，繼續(xù)推行“文化臺獨”政策，比之于李登輝有過之而無不及。李、扁任上推行“文化臺獨”政策涉及文化領域多個方面，但影響較大的主要體現(xiàn)在語言及歷史教育兩個方面。

在語言方面，他們首先強力推行臺灣方言的教學。強調臺灣“鄉(xiāng)土教育”和“方言普及”，把中國文化與臺灣文化對立起來，把所謂“臺灣話”與“中國話”分開并對立。

在歷史教育方面，在李登輝授意下，臺灣“教育部”決定在中學開設《認識臺灣》新課程，由臺灣“國立編譯館”組織編寫一套初中教材。這套打著“本土化教育”旗號的教材分為歷史篇、地理篇、社會篇。《歷史篇》教科書將中國史和臺灣史分開，之后又將中國史劃入世界史。從此，臺灣史被獨立出中國史范疇。

而《社會篇》則極力鼓吹“我們都是臺灣人”，宣揚所謂“臺灣意識”“臺灣精神”“臺灣魂”“吾土吾民”，卻不提臺灣人也是中國人，只字不提“中國人”“中華民族”“中華文化”。

為了在全社會達到“去中國化”目的，李、扁當局還利用“國家考試”推行“文化臺獨”政策，妄圖改變公務員的文化認同。他們一是采取在考試命題范圍中“去中國化”。二是提高閩南話命題比例。

正是類似這樣的“去中國化”的“臺灣化”教育，導致今天在臺灣地區(qū)，6歲到40歲之間的人群，多數(shù)出現(xiàn)國族認同錯亂，也就是蔡英文口中的“天然獨”。不過，在臺灣中華語文教育促進協(xié)會理事長段心儀看來，這些所謂“天然獨”實質是“臺獨”勢力培養(yǎng)的“人造獨”。

段心儀表示，1949年后的港臺兩地，關系甚是微妙。不同的發(fā)展歷程讓兩地展現(xiàn)不同的風貌，但強烈的歷史連結感又讓彼此互相影響。但非常吊詭的是，臺灣教育的這種演變，竟與香港狀況逐步靠攏。她說，香港本是英國殖民地，回歸前中文不被重視還好理解。1997年后本當重視中文，但不知何故，香港的中文科評級方法卻在2007年取消范文，香港高中10年沒有文言文課文，后來才加了12篇必讀文言文。香港《歷史課程》相當于《世界史》概念，《中國史課程》則一直居于弱勢，如果在港英時代這理所當然，但1997年后仍然如此，無法理解。其結果是《通識課程》取而代之，而《通識課程》中的《今日香港》則正是“港獨”和反對派用來毒化學生、“去中國化”的工具，該通識教育中不僅沒有中國文化，還提供了香港學生沖撞的理論與方法。

長期關注香港問題的臺灣大陸地區(qū)高校學生協(xié)會理事長陳建仲也表示，今天香港社會、教育和文化領域，還有公務員考試系統(tǒng)近年來也和臺灣相似，走上民族乃至國家認同的兩極化對立，香港部分市民從去殖民化后的擁抱民族、響應愛國思想，逐步走上強調中國和本土“二分法”，乃至于本土替換中國的正統(tǒng)史觀的異化。

段心儀說，在港臺“獨”化教育上，盡管推動者在臺灣是“政府”行為，在香港則表現(xiàn)為民間行為，但香港反對派之所以能影響香港教育向“港獨”化發(fā)展，一個關鍵因素是他們掌握了香港一些有影響的教育團體和協(xié)會，甚至直接掌握了很多大中小學的領導權。比如，由香港學校教師組成、人數(shù)高達9萬的“香港教育專業(yè)人員協(xié)會”(教協(xié))，早已被反對派勢力把持，并成為一個鼓吹“反中”、反政府的組織。

陳建仲說，和民進黨一樣，香港反對派利用香港教育多元化的漏洞，通過在香港通識教育，摒棄中華文化，而宣揚“香港意識”“香港精神”，無中生有地捏造出“香港民族”，他們還通過社會上一些不公平現(xiàn)象，移花接木到責怪中央政府和港府身上，從而制造謠言和仇恨，為那些不知真相的“覺青”洗腦，香港反對派還到臺灣學習社運經(jīng)驗和暴力抗爭經(jīng)驗，然后回到香港在校園里培訓反中、“港獨”力量，最終讓青年成為“反中”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