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海網(wǎng)4月11日訊 據(jù)中評社報道，臺灣“國史館”與“軍情局”合作，自4月1日起公開解密國民政府軍統(tǒng)情報頭子戴笠的手稿、函電史料59卷，其中戴笠在西安事變自投虎穴、親身經(jīng)歷的相關(guān)文件也首次公諸于世。史料顯示，戴笠在西安事變后監(jiān)控周恩來以及延安抗大的動向，并向蔣介石提出對國共合作的質(zhì)疑。

　　這些珍貴手稿目前典藏于臺灣“國史館”，可以申請閱覽，但不得復印或攝影。

　　戴笠因為1923年4月1日國民黨三民主義力行社成立特務處，而開始參與核心情治圈；1932年蔣介石在軍事委員會下成立特務情報組，由戴笠負責領(lǐng)導。后來戴笠系統(tǒng)與CC系的中央情報處各自獨立，成立軍統(tǒng)局。

　　西安事變發(fā)生于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在12月25日獨自決定當日下午送蔣介石回南京，但在1937年1月4日被蔣介石宣布扣押。但后來在2月上旬，周恩來與蔣介石直接談判，達成國共合作抗日協(xié)議。

　　對于國共合作，在“戴公遺墨政治類第1卷”編號144-010101-0001-068的手稿中，戴笠于1937年6月3日給蔣介石的親筆信函中提到，“周恩來此次前來晉謁生意，有兩點應請鈞注，聞共黨在膚施會議，目前雖可接受三民主義之領(lǐng)導共同抗日，但對共黨組織不能放棄并不能停止活動，似之主義信仰不同，思想不能統(tǒng)一，而本黨之組織訓練與夫黨國斗爭之精神與技術(shù)，目前不如共黨野心家，復圖利用共黨生誠，恐年來因鈞座堅苦卓絕苦心孤詣造成今日國家統(tǒng)一之局面大受影響，此應請鈞座關(guān)注者一”。

　　“2、查周恩來此次離開膚施時，幾為張國燾等所段言，是共黨內(nèi)部尚未完全一致，周此行是否能代表整固有力之共黨中央，由張沖同志奔走外，此時是否有找出第二干員與共黨有淵源者進行分化連結(jié)之必要，此應請鈞注者二。生　笠叩”。
 
　　膚施即延安之古名，在1937年初，中共的紅軍大學改為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戴笠也即時密切掌握動態(tài)，編號144-010101-0001-069的手稿顯示，他的情報組織偵知抗大在各地招生的情形，其中包括來自上海地區(qū)的4名學員。

　　而一份戴笠在1937年7月16日給鄭介民的電文中提到，蔣介石在臨潼被張學良劫持時，被取走了對日作戰(zhàn)與國防部組織草案等秘密文件，后來透過趙四小姐協(xié)助取回。

　　張學良被蔣介石軟禁后，1941年夏天因患急性盲腸炎轉(zhuǎn)腹膜炎，住進貴陽中央醫(yī)院開刀，戴笠手稿顯示，他在7月13日回報蔣介石有關(guān)張學良的手術(shù)狀況；但戴笠當時其實還另有任務，也同時在手稿中提到，孫立人所轄之稅警總團對緝私處命令陽奉陰違，已派人詳細點驗其所部人槍確數(shù)。

　　后來，1941年12月，稅警總團改編為新38師，隸屬于第66軍，孫立人任少將師長。

　　而西安事變另一要角楊虎城的命運就不如張學良了，七七事變后，楊虎城在1937年12月被同意回國準備抗日時，卻與家人在南昌被軟禁，被一直關(guān)押達12年，雖然1949年被李宗仁下令釋放，但1949年9月6日，國軍棄守重慶前夕，毛人鳳直接下令，楊虎城及其子女、衛(wèi)士、秘書一共8人在重慶戴公祠被保密局人員用匕首捅死并用硝鏹水毀尸。

　　在戴笠史料“西安事變第2卷”編號144-010114-0002-068的手稿中，戴笠于1937年1月31日電王道成轉(zhuǎn)馬志超信中說，“陜西和平諒可告成，惟楊虎城陰險，必須徐圖設法引誘鏟除，若徒以權(quán)利，隨便拉人合作，勢必事未進行而機密先泄，希兄再三考慮，如何盼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