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地區(qū)保留有許多古代書院。從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瑯首建西定坊書院，到光緒十九年（1893年）成立的崇基書院為止，全臺各地書院總數(shù)達62所。那時臺灣儒學正處在發(fā)展時期，官方府學雖名“學府”，然而實際上只是國家考試機構，很多學生并不在其中肄業(yè)，而繁重教育任務則留下了大大小小的書院。

福建文化對臺灣影響很深。從“移民”層面來說，古時許多中原人遷徙福建后又移居臺灣。據(jù)《閩臺陳氏名人·臺灣卷》所記，僅臺灣陳氏就有260多萬人，其先祖大多來自福建閩南地區(qū)。而單單三坊七巷的一面歷史，就刻畫著閩臺兩地許多故事。如劉家謀任臺灣府學訓導，陳衍曾入劉銘傳幕中“掌記室”，劉撫臺間不少文件皆出其手，還有楊雪滄在臺灣纂修《淡水廳志》，沈葆楨更被后人譽為“臺灣近代化先驅”。嚴復也曾考察臺灣，而其“親家”即出自臺灣大家族“板橋林家”，林爾康曾定居楊橋巷，他的女兒林慕蘭與嚴復子嚴叔夏結為夫婦，締結百年之好。

臺灣的大家族，除“板橋林家”外，舉其大者還有“霧峰林家”“大龍峒陳家”“豐原廖家”“北埔姜家”“瑞芳李家”“達觀洪家”“兩岸丘家”等，這些家族成員多為社會精英，他們投身經(jīng)濟建設，獻身抗敵御侮，遂成地方望族。其功業(yè)成就與德行，觸動人心。丘氏一門秉承“晴耕雨讀、文武傳家”傳統(tǒng)，培養(yǎng)眾多人才，著名者有丘逢甲，1889年中進士后，曾主講于臺南崇文書院、臺中弘文書院、嘉義羅山書院。1897年，任潮州韓山書院院長，其后又在潮陽東山書院、澄海景韓書院主講，還創(chuàng)辦了潮州同文書院；“大龍峒陳家”的陳維英（1859年恩科舉人），曾任臺灣仰山書院、學海書院山長，作育英才，不計其數(shù)，清末曾任京師大學堂總監(jiān)督的張亨嘉也是他的學生。

書院文化是“閩臺文緣”重點內(nèi)容。臺灣書院的發(fā)展與福州書院及文化教育有千絲萬縷的關系，其中最典型的事例即鰲峰書院對臺灣書院的影響。

鰲峰書院在全國享有崇高地位，也是當時臺灣學子心中向往的求學圣地，他們在閩都努力學習，學成返臺后積極傳播閩都文化教育精髓，為促進閩臺教育事業(yè)發(fā)展與文化交流起到橋梁作用。臺灣淡水廳舉人李藩岳，曾就學于鰲峰書院山長郭柏蔭門下。福州閩縣人薛士中是著名理學家張伯行的弟子，鰲峰書院生員，后來他擔任臺灣府儒學教授，并出任海東書院山長，講學達6年之久。

臺灣書院的建筑風格、組織結構等都與福州書院相同，書院名稱也仿自大陸。臺灣規(guī)模最大的海東書院，其學規(guī)就是直接從鰲峰書院模仿而來。另外，福建巡撫孫爾準巡視噶瑪蘭廳時，見仰山書院諸生有志向學，遂從鰲峰書院書中抽撥《史記》《諸葛武侯集》《朱子文集》《周濂溪集》等45種約170冊，供師生研習、瀏覽。

登瀛書院是全臺諸書院中建筑保存最完整者之一。雖幾經(jīng)修葺，卻仍是初建舊貌。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洪鐘英等發(fā)起募銀興建登瀛書院。書院教育目的是為科舉服務，但旨在敦品勵學。自創(chuàng)辦以來育英頗眾，林文察、洪玉麟及文學家張深切、歷史學家洪敏麟等，皆一時俊彥。日據(jù)時期，中國傳統(tǒng)教育受摧殘，書院逐漸衰微，僅存祭祀功能，遂轉為“文昌祠”，至1985年11月，復名“登瀛書院”，并被列為古跡進行保護。

許多古代書院的樣貌多只存留在某張古圖中。而筆者在登瀛書院所見，從主殿、照壁、廂房、雜房等書院主要建筑，到書院中保留的“云路先登”執(zhí)事牌、墻面泥塑、梁上木雕、彩繪門神像等，這些皆為書院珍貴文物，它們的存在也構成了書院的“實錄”，使人可以再回現(xiàn)場。

書院并沒有淡出當?shù)厝艘暰€，每年考期將至，總有考生復印準考證放在文昌帝君神位前，祈求順利通過。書院正殿門楣有一聯(lián)，傳為山長洪月樵所撰：“登云有路志為梯，聯(lián)步高攀鳳閣；瀛海無涯勤是岸，翻身跳進龍門。”這種期望，從古至今沒變。雜房中一塊“科名錄”板，彰揚著當時教育成就，院中一方赑屃碑，記載著書院興廢歷史。

敬惜字紙之風由來已久，早在宋代就普遍存在。在書院里，一位授課老師講述道：“當年建書院時，就把教育的目標掛在大殿上面，叫作‘學教敦倫’。”“以前書院請一個人挑著字紙簍，沿著各村收舊紙，人們聽到‘收字紙’的喊聲，就把那些寫過字的紙交給他。收舊紙人挑回書院后，就在敬紙亭中焚化。每年冬至，再把這些灰燼送到溪里，讓其流走。這個過程叫作‘送圣跡’。”

書院在長期發(fā)展過程中，淳化了地方風氣；書院制度衰落以后，社會風俗，家族信仰、觀念等也反作用于書院，使它更具“色彩”。登瀛書院的存在，使單個書院的“整體研究”成為可能。（福建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