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方言是由多來源的移民和多層次的語言間的相互影響而形成和演變的，這是學界的共識。作為閩方言中重要的一種，閩南話同其他閩方言一樣，因保存了上古音和上古詞，而具有保守、存古的一面，也因其在形成過程中吸收了各種語言、文化的影響而體現出發(fā)展、包容的一面。

清政府于1684年設置臺灣府，隸屬福建省布政使司，自此漳州府和泉州府輸出大批移民遷入臺灣。大量的漳泉移民勢必伴隨著語言的融合，17、18世紀的臺灣由此形成了“漳泉濫”。自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后，廈門被迫成為通商口岸，此時周圍漳泉人口涌入，漳泉腔發(fā)生混合，結果產生了廈門話。從混合語的來源來看，二者均來源于漳州腔和泉州腔的混合，即“漳泉濫”。這也就解釋了人們一般的語感，即廈門閩南話和臺灣閩南話溝通起來差異最小。

除了跨過臺灣海峽以外，閩南人也帶著方言和文化向福建省外移民。明清之際，漳泉地區(qū)閩南人向北進入浙江溫州一帶，至今這些移民的后裔仍主要居住在浙南，講浙南閩語。

學界有一種觀點認為，閩南話是由閩南移民從莆田開始向南傳至粵東潮汕地區(qū)和雷瓊地區(qū)的。這主要是因為現在的潮汕、海南地區(qū)的閩語和莆仙方言還共有一部分特征詞，例如床、沸水、白肉和烏肉等。北宋前，莆田曾先后屬福州和泉州管轄，北宋后從泉州府劃分出來，因此宋元時期莆田話和泉州話并無明顯差異。據史料記載，包括潮汕在內的潮雷瓊地區(qū)戶口在唐代時落后于漳泉人口的數量，然而到元明時期，前者已經遠遠超過了后者，可見南下的移民使得潮雷瓊地區(qū)人口迅速增長。

明代由于禁海令的頒發(fā)，以海為生的閩南人為了維系生計便勇闖南洋謀生。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曾云：“……泉漳二郡，商民販東西兩洋，代農賈之利，比比然也。”明代漳州人張燮的《東西洋考》在提到西班牙在菲律賓的殖民政府自16世紀末期從廣東、福建招募華工時云：“華人多詣呂宋，久住不歸，名為‘壓冬’，聚居澗內生活，漸至數萬。”

閩南話也伴隨著下南洋的移民被帶入了東南亞各國，包括現在的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國家，并逐漸形成了海外的閩南話區(qū)。由于這些閩南移民的來源多樣，海外閩南話區(qū)呈現了一定的區(qū)域性特征，其內部的閩南話差異較少，具有融合一致的特征，同時也受到了外族語言的一些影響。這一點可以陳曉錦調查的馬來西亞新山市的潮州話和周長楫、周清海描述的新加坡閩南話為證。

在南洋的閩南移民也并非僅說母語閩南話。在和本地原住民通商通婚等互動活動中，不少人學會了當地的語言，例如他加祿語、馬來語和印尼語等。與雙語或多語現象密切相關的是閩南話和當地語言出現了借貸現象，主要體現在借詞上。

根據李如龍的研究，閩南話就有100多條馬來語借詞，例如實叻、巴剎、五骹架、鐳、朱律、加貝、加喇、阿鉛板、十筆仔等。語言借貸并不一定是單向的，馬來語也有200多條閩南話借詞，例如我、汝、公、哥、叔、嬸、僑胞、新客、唐山、豆腐、米粉、面線、雜菜、龜、馃等。在這些借詞中，部分是常用的核心詞甚至是基本詞。這種程度的詞匯借貸是南洋閩南話和馬來語發(fā)生深度接觸的顯著證據，也是閩南話與本地語言平等地位的體現。

自宋元起，閩南方言與文化逐漸走向鼎盛。到大約100年前，閩南戲曲戲劇等民間藝術遍布各城鎮(zhèn)、鄉(xiāng)村以及海外。定居南洋的閩南人自稱“唐人”，他們講究祖先血緣，除養(yǎng)家外，還常常返回家鄉(xiāng)，興建宗祠、辦學鋪路、建設家鄉(xiāng)的貢獻不勝枚舉，不認祖宗的被責為“番豬”。清代中葉之后閩粵的僑批業(yè)密布，僑匯川流不息，這在其他地區(qū)是罕見的。

閩南人向海為生，他們敢于乘風破浪、勇闖天南海北的精神被稱為“海洋文化精神”。這種精神既頑強又包容，頑強體現在閩南人在他鄉(xiāng)仍能保留自己的母語和故土的習俗，包容體現在異鄉(xiāng)閩南人與當地人和平共處，對當地文化習俗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