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條件不好，兒子也想出去”

　　本次被發(fā)現(xiàn)的“童工”中，14歲的黎某龍和楊某朋一樣居住在十二茅坡，兩人的房屋前后排挨著。

　　黎某龍的家里擺放著一臺“songli”牌電視機，其屏幕大小和15英寸的筆記本電腦差不多，此外，除了電飯煲、已不能脫水的老式洗衣機、電燈，就沒有了任何電器。

　　房屋的墻壁裂開了口子，石灰大片脫落，露出凹凸不平的火磚。

　　對于記者的造訪，黎某龍的母親楊某妹有些不知所措，“我沒進過學堂，連名字都不會寫。”她風一般地跑出去，叫來自己的親戚、同時也是鄰居的熊女士和記者一起交談。

　　前些年，黎某龍48歲的父親黎某昌在安順等鄰近地區(qū)打工，維系一家6口人的生活。今年，孩子黎某龍也開始打工后，父親就去了福建，希望能掙得更多。

　　黎某龍是家里的第二個孩子，16歲的姐姐黎某健現(xiàn)在念初三，成績比較好，獲得了獎狀，希望能繼續(xù)念書；10歲的三妹正在念小學三年級；8歲的四妹念一年級。

　　熊女士告訴記者，楊某妹一家生活的貧困程度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在她看來，這種極度的貧困，是黎某龍小小年紀便不得不外出打工的主要原因。

　　“就在前幾天，楊某妹身上一分錢都沒有了，碰巧有人過來收廢品，她就把一個廢舊的烤火爐子當廢鐵賣了，3毛一斤，賣了15元。”熊女士說，“她靠這15元支撐了幾天，現(xiàn)在又沒有錢了。”

　　“孩子上學的時候，楊某妹會一個人吃午飯，中午從來沒有見她吃過肉。”熊女士噙著淚說，楊某妹經(jīng)常用一點辣椒、加上沒油的野菜，就著一碗飯，沖點水，“泡著就吃了”。

　　“有一次，她生病卻沒錢了，發(fā)燒、頭疼，還暈倒了，我就借給她100元，讓她到醫(yī)院去看看。”熊女士說，“沒想到，過了幾天，她把錢還給了我，說自己在床上睡了幾天，多喝開水，沒去醫(yī)院，病也好了。”

　　在搬到十二茅坡之前，這一家子住在安順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縣貓營鎮(zhèn)某村，因為那里的房子已經(jīng)破舊得無法住人，“實在沒辦法了”，10多年前，一家人搬到了十二茅坡。在這個看上去能找到打工機會的地方，楊某妹希望能分擔丈夫的壓力。

　　“老板需要零工的時候，我就去。”讓她沮喪的是，沒文化還得照顧孩子的婦女并不吃香——老板需要的是可以長時間干活的人，“我很難打上工，一個月能打三五天就不錯了。那些老板說，‘你是帶娃娃的人’。”

　　46歲的楊某妹只能退而求其次，依靠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補貼家用。她收割的稻谷能讓一家人吃上飯，“實在沒錢了也能賣一點錢”。

某位“童工”此前生活的房屋。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田文生/攝

　　盡管生活得非常節(jié)儉，但這個收入有限的家庭仍然欠下了1萬多元的外債。

　　債務源于購房，也因為醫(yī)治孩子的?。航衲晟习肽?，三女兒黎某芊不小心摔傷了手臂，在紫云縣醫(yī)院治療，花了1萬多元；前年，四女兒黎某歡也曾到貴陽做過手術，花了5000多元。

　　這樣貧困的家庭，為什么會生育4個孩子？楊某妹稱“大家都這樣”——在偏僻的山鄉(xiāng)，一帶又一代的老人傳遞著“養(yǎng)兒防老”的傳統(tǒng)觀念，認為多幾個孩子，孩子們之間也相互有個幫襯。

　　夫婦倆的收入除去日常不可避免的開支外，都用于供孩子讀書。

　　念幼兒園時，半年就需3000多元，他們勉力維持。到了義務教育階段，仍需要給孩子一定的生活費，為了安全，兩個女兒每半年還需要分別交納500元和1000元的接送費。

　　這些開支讓這個家庭一直處于困境。“家里條件不好，兒子也想出去。”楊某妹說，自己勸過孩子繼續(xù)讀書，可兒子說，家境不好，自己成績也不好，“不如出去掙點錢”。

　　“我們就讓他出去試一試，如果能適應，以后再說。”楊某妹說，“如果適應不了，就回家繼續(xù)讀書，長大一些以后，再決定是不是出去打工。”

　　黎某龍在念完小學六年級后，今年開始外出打工。無論是在紫云縣的老家，還是在十二茅坡的新家，幾乎所有離校的年輕人都出門打工了。在殘酷的生存壓力面前，沒有太多家庭介意孩子是否屬于“童工”。

　　黎某龍沒有手機，每次和家里聯(lián)系都要借別人的電話，如果家里打來電話，也需要打通別人的手機后，約定一個時間再撥打過去。

　　電話中，黎某龍告訴家人，“老板”對他很好，吃的也可以，“有時也會抱怨，說加夜班受不了”。

　　聽見這樣的話，楊某妹就覺得心里難受，勸孩子回來，可孩子表示，至少要堅持1年，“過年回來了再看”。

　　黎某龍離開家庭的過程，和楊某朋幾乎是一樣的。

　　“‘老板’到我家門口來，說帶孩子出去打工。”楊某妹回憶說，對方提出工資為包吃管住2500元/月，家人也沒有討價還價就同意了。

　　至于具體去干什么工作、每天干多長時間、必須完成多少工作量、如何保證孩子必要的休息等細節(jié)，雙方并沒有明確議定。

　　雙方也沒有簽訂任何書面的合同，僅僅口頭約定，過年時“老板”把孩子送回家，到時候把錢一并交給大人。

　　為了讓“老板”對孩子好一點，心疼孩子的楊某妹還給“老板”送了花生核桃，這是她當時唯一拿得出手的禮物。

　　楊某妹和丈夫并不知道將自己孩子帶走的“老板”姓甚名誰，也不知道這個人是“老板”還是“中介”。

　　這些沒有太多社會經(jīng)驗的父母，堅信“老板”會恪守當初面對面許下的承諾。

　　在采訪中，對于記者的提問，楊某妹很少清晰回答，記者只能不斷地從不同側面和她交談，盡力拼湊出她的生活方式和內(nèi)心世界。對于“是否相信過‘知識改變命運’”“周圍有沒有人通過讀書考上大學而獲得好的工作和收入”“是否希望復制那些‘榜樣’們的人生”等問題，盡管記者用最平易的話進行了“翻譯”，楊某妹仍顯得茫然，沒有正面作出清晰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