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報制作：方金洋）

　　新華社天津9月3日電（記者 白佳麗、周潤?。┰谄D苦卓絕的抗日戰(zhàn)爭中，除公開戰(zhàn)場外，中國共產(chǎn)黨還開辟了一條隱蔽戰(zhàn)線。在這條戰(zhàn)線上，無名英雄們行走在“刀尖”上，為抗戰(zhàn)的最終勝利做出巨大貢獻。

　　“一份情報，會影響一個戰(zhàn)局，甚至改寫一段歷史。但很多飽經(jīng)風雨，乃至獻出生命的地下黨人，在當時隱姓埋名，又被歷史慢慢塵封。”中共天津市和平區(qū)委黨校黨史研究科科長史煜涵說。

　　作為一名研究黨史的專家，史煜涵這些年常徘徊在一棟棟老建筑前，扎在厚厚的史料中，試圖尋找抗日戰(zhàn)爭時期那些“潛伏”的英雄故事，講給生逢盛世的人們聽……

　　秘密電臺

1938年，王光杰與王蘭芬在天津設立秘密電臺開展地下斗爭。

　　天津市和平區(qū)沙市道，如今是這座繁華城市中極為普通的一條街道。然而對王光杰和王蘭芬夫婦而言，這里的記憶卻是驚心動魄的。

　　他們，是《永不消逝的電波》的原型之一。

　　1937年，天津淪陷。風雨如晦中，與黨組織保持及時聯(lián)絡，建立一座屬于自己的秘密電臺迫在眉睫。經(jīng)過組織審慎考察，在清華大學學習無線電工程的進步青年王光杰成為組建電臺的最佳人選。

　　地下工作，最重要的便是“掩人耳目”。為了不引起敵人的懷疑，黨組織找到河北女師附中的學生黨員王蘭芬，讓她扮作王光杰的妻子，掩護電臺的工作。

天津秘密電臺舊址。

　　1938年8月，日軍的魔爪將中國進一步推向災難的深淵。由王光杰負責的秘密電臺設在天津英租界臨街的一座樓房里。王光杰換下樸素的學生裝束，化名吳厚和，在附近市場一家電料行當起了技師。王蘭芬忍痛剪去了長辮，化名黃慧，在家操持家務。

　　接下來的場景與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中幾乎一模一樣：電臺被偽裝成了收音機，每到凌晨一兩點，王光杰便開始工作，三伏天的夜晚，即便悶得喘不過氣來，他也要躲在屋子里，把門窗捂得嚴實，用絨布把發(fā)報機的電鍵包裹起來發(fā)報收報。

　　他們的生命時刻受到威脅。他們面對的，除了日本憲兵特務，還有偽政權警察特務。一天夜里，周圍突現(xiàn)“情況”，夫妻倆緊急撤退，躲進了一家旅館。他們快速地觀察著旅館的地形，研究脫險的辦法。危難之中，王光杰說寧可犧牲自己也要保存電臺，掩護王蘭芬；王蘭芬卻思量著王光杰是電臺的負責人，應該犧牲自己掩護他。

　　生死與共的考驗下，那年深冬時節(jié)，經(jīng)過黨組織的批準，這對“假夫妻”正式結(jié)為真伴侶。

1984年，夫妻二人回到天津秘密電臺舊址。

　　這座秘密電臺持續(xù)運行到1939年年底。通過這座電臺，中共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及時與上級黨組織保持了聯(lián)系，并在當時著名的“冀東暴動”中，發(fā)揮了巨大作用。

　　跨國戰(zhàn)友

　　1934年初，天津英租界小白樓附近的朱家胡同里，搬來了一對奇怪的“夫妻”，男子是講著一口蹩腳漢語的朝鮮人。

　　當時的人們并不知道，這對“夫妻”是有著豐富革命斗爭經(jīng)驗的中共黨員李鐵夫和張秀巖，他們此次的任務是以夫妻身份為掩護，在天津開展黨的地下工作。

　　出生于朝鮮的李鐵夫，流亡中國后加入了共產(chǎn)黨。“妻子”張秀巖，早年間參加過“五四運動”，在李大釗的影響下投身革命。

　　在天津，李鐵夫沒有公開職業(yè)，張秀巖在圖書館謀了份差事。他們粗茶淡飯省吃儉用，將收入用于開展黨的地下活動。李鐵夫僅有的一件大衣也送去當鋪當了錢，貼補被營救出來的同志。

　　朝夕相處，使二人在革命友誼基礎上建立起了真摯感情。不久后，經(jīng)黨組織批準，他們正式結(jié)為伴侶。

李鐵夫與張秀巖合影。

　　時代的洪流中，他們身處黑暗，心向光明。李鐵夫冒著被國民黨反動派抓捕的危險，深入到工人、學生和市民中開展抗日救國宣傳工作。“一二·九”運動爆發(fā)后，夫妻倆在天津發(fā)起抗日救國示威游行，手挽手、肩并肩，走在隊伍的最前面。

　　1936年，當時市委決定再次組織大規(guī)模抗日救亡示威活動，李鐵夫親自安排方案，最終天津“五·二八”大游行獲得成功。之后，李鐵夫被任命為河北省委委員兼中共天津市委書記。

　　1937年，黨組織派李鐵夫到延安參加會議。到達延安后，李鐵夫不幸染上傷寒病逝。張秀巖日夜兼程從天津趕到延安時，她摯愛的伴侶已被安葬在了清涼山上。

　　未能見上李鐵夫最后一面的她說：“魯迅是‘夢里依稀慈母淚’，我是‘夢里依稀云崗論（云崗為李鐵夫化名）’。”而后，她帶著丈夫生前用過的毯子和懷表，繼續(xù)投入到了他未竟的事業(yè)中。

　　保護“老戴”

林楓與郭明秋合影。

　　1936年，梅蘭芳的北方之行，讓天津民間非常轟動。但當時幾乎沒人注意到，白色恐怖籠罩下的天津，幾名重要的共產(chǎn)黨員也已抵達。

　　林楓便是其中之一。他被調(diào)任中共天津市委書記時正值初春，隨即以報社記者的身份住進英租界松壽里1號，并將市委機關建在了這里。

　　見到林楓獨身一人租房，房東總疑心他是共產(chǎn)黨。為保證機關的安全，北平學生抗日救國聯(lián)合會主席郭明秋被調(diào)到天津，扮成林楓的妻子。

1936年，林楓居住地。

　　曾經(jīng)是學生運動領袖，轉(zhuǎn)而成為家庭婦女，郭明秋很是不適，提出要調(diào)換工作。

　　林楓對她說：“你不是愿意做列寧所說的職業(yè)革命家嗎？我們現(xiàn)在所做的一切是終生也做不完的事業(yè)。一個共產(chǎn)黨員要有約束自己的非凡毅力，只有約束住個人的東西，服從革命的需要，服從了黨的利益、黨的紀律，黨的事業(yè)才能成功，至于個人的一切應該融入其中。”郭明秋被觸動了。

　　那年５月，林楓成為中共北方局書記劉少奇的秘書，協(xié)助開展華北地區(qū)工作。對郭明秋，林楓只交代了一件事情——“這個人是黨中央派駐北方的代表，以后管他叫‘老戴’好了，我們要好好保護他。”

　　林楓和郭明秋搬到了更為隱蔽的英租界福蔭里1號。每次“老戴”一來，郭明秋便去外面放哨，或買煙或到屋外做事，緊盯來來往往的人，免去他們的懷疑。

　　日軍侵略的步伐卻在加快，兩個月間不斷向天津等地增兵，華北形勢急劇轉(zhuǎn)變。劉少奇提出組織平津?qū)W生舉行游行示威。

　　不久后，天津展開了大規(guī)模示威游行，林楓及時輔助總結(jié)經(jīng)驗，轉(zhuǎn)達給中共北平市委。而后，北平、上海、廣州紛紛響應，一系列抗日救國游行就此展開，白色恐怖下的學生運動由低潮轉(zhuǎn)向新熱潮。

1997年，林楓夫婦與家人。

　　因共同的理想，林楓與郭明秋漸漸生出了深厚的感情。那年盛夏，他們經(jīng)組織批準正式成為夫妻。（來源：新華網(wǎ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