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沖擊了全世界，在利益層面形成強烈的攪動，引發(fā)了各種各樣的反應。

美國的抗疫在組織層面相當混亂，而眼看著面臨大選，特朗普團隊情急之下向中國甩鍋，攻擊中國“隱瞞疫情”導致了美國今天的損失，以此轉(zhuǎn)移國內(nèi)的憤怒。這一方面嚴重有違國際道德，一方面從美國國內(nèi)政治的角度看又是有邏輯的。

其他抗疫不力的國家，政府如果面臨較大輿論壓力，再加上一旦有配合美國政府攻擊中國的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操起向中國甩鍋的把戲，在政治上同樣是有跡可循的。

然而各國的知識分子、尤其是文化精英們應當保持獨立思考能力，也應該有對道義的起碼堅守。他們需要尊重事實，不為謊言增能，不為陰謀詭計助力。

德國圖片報日前羅列了一個中國應當為疫情擴散到德國進行賠償?shù)?ldquo;賬單”，將中國視為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罪魁禍首，該報主編萊歇爾特還自錄視頻等，脫離事實地對中國進行極其惡毒的攻擊。他顯然在借特朗普政府攻擊中國的勢，挑在德國討伐中國的頭。但他講的“理”卻是荒唐的，高度反常識的。

中國武漢在一開始的抗疫反應確有可指摘之處，中國輿論對此沒有客氣，武漢市和湖北省的主要領(lǐng)導以及一批衛(wèi)生官員已被解職。然而中方與世衛(wèi)組織的交流從一開始就沒有障礙，武漢市的失誤在于它起初低估了病毒的破壞力，并且向公眾淡化了風險，但這并沒有影響中外科學家之間的交流。所有科學數(shù)據(jù)全傳了出去，包括中國學者在國際學術(shù)雜志上及時發(fā)表論文，外界如果警惕性足夠高，完全可以根據(jù)那些數(shù)據(jù)得出他們的解讀。

事實上，香港等地的輿論基于SARS的教訓，在1月中旬就有對武漢疫情更嚴重風險的擔心，而那些擔心的依據(jù)主要是來自武漢的公開信息。

到了1月20日，中國宣布“人傳人”的現(xiàn)實。從疫情最早發(fā)現(xiàn)到這一確認，雖然有點慢，但這種慢放到全球去看并非災難性的，這當中損失的時間是完全可以采取堅決措施彌補回來的，對于那些遙遠的國家來說，尤其是這樣。

1月23日凌晨，武漢宣告封城，這個信息如此強烈，相當于沖著從美國到德國所有國家的耳朵敲鑼吹哨。從那一天起，整個中國迅速動員起來，環(huán)繞武漢一、兩千公里內(nèi)有那么多中國的大城市，他們都迅速控制住已經(jīng)擴散開來的少數(shù)病例，只用了大約一個病毒潛伏期，到2月4日就實現(xiàn)了武漢以外中國各地病例的逐漸減少。

到武漢封城時，德國還沒有報告一個確診病例，英國、意大利也沒有，法國1月24日報告了首個確診病例，那是歐洲的第一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那時全球的形勢非常好，中國是唯一的主戰(zhàn)場，各國如果從1月23日開始重視新冠疫情，對發(fā)現(xiàn)的每一個病例都嚴厲追蹤傳染鏈和密切接觸者，采取及時的隔離措施，就不會有后來的歐洲國家一個又一個淪陷，更不會有美國淪落到后來一天死幾千人。

當時的圖片報在做什么？他們?yōu)槭裁床徊稍L歐洲的防疫專家，為什么不使勁向歐洲人敲響疫情將要在歐洲大暴發(fā)的警鐘？遺憾的是，當時不少西方媒體批評、嘲笑武漢封城，指責它“反人權(quán)”。直到今天，仍然有西方媒體人表達對武漢封城的負面態(tài)度。

在武漢四周一、兩千公里范圍內(nèi)中國的大城市將死亡人數(shù)控制到了兩位數(shù)甚至個位數(shù)的情況下，疫情卻在遙遠的歐洲和美國城市嚴重失控，歐洲總死亡迄今超過十萬人，美國已經(jīng)超過4萬人。這能怪中國嗎？這符合常識嗎？

是的，有一些人腦子里會閃過這樣的念頭：都怪中國，那里如果最初控制住疫情，就不會有后來的事情了。然而這樣的抱怨不是人類的理性可以支持的，它之所以成了美歐的公共話題，是被以扭曲方式刻意炒作出來的。

歐洲主要國家都沒有防住疫情的最初暴發(fā)，美國也沒有防住，這當中有多少誤判、輕視？為什么武漢沒有防住，最早出了認識上的問題，就要在全球范圍內(nèi)承受特殊的指責呢？這是中世紀式的構(gòu)陷，它在今天的西方出現(xiàn)不啻為一種邪惡的復活。

高叫對中國追責的人和力量都是抱有非正當目的的。特朗普團隊是為了競選，英國和澳大利亞官員附和美方的聲音，是他們展現(xiàn)“五眼聯(lián)盟”國家向華盛頓的特殊效忠。至于圖片報的目的，它顯然是要在德媒中出風頭，刷存在感。他們幾乎是在把道德標價出賣。

從圖片報主編萊歇爾特接受德媒采訪時自辯的激烈言辭中可以看出，此人心中根本沒有對大量病患和死者的悲憫，也沒有促進全球團結(jié)抗疫的善意和大局觀，滿腦子就是用激化中西對立來自我炒作。他無疑是這個動蕩時代全球知識界里一個流氓式的典型人物，是德國媒體之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