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瑟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南亞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9月2日，印度政府宣布禁用118個中國手機應用，其中包括“絕地求生”、支付寶、百度等熱門應用。這是自6月15日中印加勒萬河谷沖突以來印度第三次發(fā)布類似禁令，累計禁用應用已達224個。巧合的是，就在三天前的8月31日，印軍再次在中印邊境班公湖南岸、熱欽山口等地非法越線占控、公然挑釁，造成邊境局勢再次緊張。印度選擇在這個時間點打出對華示強“組合拳”并非偶然，其背后既有掌控邊境局勢的直接考量，更有順應國內、國際形勢，希望在中印關系中“爭取主動”的深層邏輯。

首先，增加邊境談判籌碼，施壓中國“撤軍”是其直接目的。中印迄今已舉行五輪軍長級對話和多輪外交會談，邊境局勢得到很大緩和，但因印方在談判中堅持不合理要價，導致雙方仍有剩余問題難以解決。印雖在邊境部署重兵，擺出與中國長期對抗、決不讓步的姿態(tài)，但隨著天氣轉寒，印大軍在邊境高海拔地區(qū)的后勤補給壓力與日俱增，迫切希望在10月大雪封山前以印度希望的方式解決邊境問題。為此，印有意通過“三張牌”增加談判籌碼、獲取談判優(yōu)勢。一是“軍事牌”，向中印邊境全線增派兵力、裝備，尋機在中方守備相對薄弱的地區(qū)越線蠶食、挑釁，將其“戰(zhàn)果”作為與中方討價還價的籌碼。二是“經濟牌”，以中印經貿關系為要挾，不斷在雙邊經貿領域“搞小動作”，如封禁中國手機應用、限制中企對印投資出口等，試圖以印度廣闊市場和中企在印利益為籌碼迫使中國讓步。三是“外交牌”，通過深化與美國及其盟友的防務合作營造“兩面夾擊”聲勢，借機向中國施壓。如相繼與日本、美國在印度洋舉行聯合軍演，放出消息邀請澳大利亞參加美日印“馬拉巴爾”海軍演習等。最近印度的一系列動作正是其急于增加談判籌碼，解決邊境問題的具體體現。

其次，國內形勢發(fā)展亦要求印度政府必須對華采取強硬行動。印度國內疫情形勢極為嚴峻，已連續(xù)多日新增確診數超7萬人。截至9月3日，印累計確診已達385萬例。受疫情拖累，印經濟出現嚴重衰退，其第一季度（4-6月）國內生產總值同比下滑23.9%，系1996年開始發(fā)布季度經濟數據以來最大跌幅。然而莫迪政府的支持率卻并未因此受到沖擊，根據《今日印度》發(fā)布的印度國民情緒調查，認為莫迪表現“杰出”或“良好”的受訪者高達78%。這一結果看似出人意料實則有其內在邏輯。近年來印度國內政治社會集體右轉，印度教民族主義大行其道，社會包容度明顯下降。莫迪亦有意利用民族主義情緒將自己包裝為印度的“安全守望者”，通過不斷對華示強、渲染中國威脅引發(fā)民眾的“聚旗效應”，使其有意忽略莫迪政府在疫情防護和經濟政策方面的不足。然而民族主義是把雙刃劍，利用民族主義情緒鞏固自身合法性最終也束縛了莫迪政府的政策選項，導致其“騎虎難下”。中印在邊境長期僵持已使印度國內產生不滿和厭煩情緒，莫迪政府擔憂一旦此時對華“示弱”，不僅將招致國內反對派潮水般的批評，更會導致民意的反噬，民眾對疫情防控和經濟發(fā)展方面的不滿也將會一并爆發(fā)。

最后，優(yōu)越的國際環(huán)境使印度對華示強“有恃無恐”。在中印邊境對峙與沖突期間，美國及其盟友高調“力挺”印度，不斷指責中國“單方面改變邊界現狀”、“侵略印度領土”。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中印加勒萬河谷沖突后在推特上發(fā)文對陣亡的印度士兵表示“哀悼”，指責中方“在邊境采取令人難以置信的侵略行動”。在印第一次封禁中國手機應用后，蓬佩奧表示“贊揚”，聲稱印度為維護國家安全“做出正確選擇”。除蓬佩奧外，美國國安顧問奧布萊恩、部分兩黨兩院議員亦發(fā)聲支持印方立場，澳大利亞、日本等國也相繼發(fā)聲指責中國“單方面改變邊界現狀”。美國等國的支持使印度對華示強有了充足的底氣，認為中國不會冒著“兩面受敵”的風險對印度采取大規(guī)模反制行動，最終只能對印妥協。印度有意通過不斷對華示強測試中方戰(zhàn)略底線，最大程度利用中美博弈態(tài)勢漁利。

印度自認通過近期的一套“組合拳”可以迫使中方在邊境問題上讓步，但其從根本上錯判了中方對維護自身正當主權、安全和發(fā)展利益的決心。“解鈴還須系鈴人”，中印關系緊張和邊境沖突的責任不在中方。希望印方能夠摒棄零和思維和“絕對安全”迷思，通過雙邊對話和談判和平解決問題。這不僅是中印兩國之福，更是世界之福。

（來源：中國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