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一來,我們可能再也無法理性地討論,像我們這樣的制度,在我們這樣的文化之下,需要做出什么樣的權衡。
美國公共衛(wèi)生專家戴維·卡茨博士提出,我們需要一個國家計劃,要在拯救盡可能多的生命和盡可能多的生計之間找到平衡。如果我們只盯著拯救生命,就會有很多人因為失去工作、積蓄和生意而陷入絕境。如果我們只盯著拯救就業(yè),就會讓無數(shù)理應能活下去的同胞面臨殘酷的死亡。
卡茨提出了一個“總體損害最小化”策略,能保護老年人和最易受影響的人群,同時讓年輕、健康的勞動力逐步回到工作崗位,這些人一旦感染病毒,很有可能會是無癥狀或輕微癥狀——讓他們?nèi)ケ3纸?jīng)濟運轉(zhuǎn),在我們等待疫苗的同時自然形成群體免疫。
不幸的是,我們始終沒有進行這樣一場理智、清醒的討論,以促成這樣一種策略??ù恼f,我們的右派對最簡單的應對都心存“鄙夷”,比如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他認為左派要負責任得多,但也免不了認為,在大流行中進行任何經(jīng)濟上的折中權衡都是有違道德的,“視一切允許死亡的政策為反社會舉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