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huán)球時報駐美國、德國、法國特約記者 肖巖 青木 姚蒙 環(huán)球時報記者 白云怡】令人難忘的2020年，很多重量級的世界名人逝去。國際政治領域既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也被日本人贊為“日本通”的美國知名學者傅高義尤其引發(fā)唏噓。傅高義去世后，國內學術界很多人都在議論華盛頓的“中國老朋友”會越來越少嗎？新加坡《聯合早報》也刊文說，“‘知華派’式微令人擔憂”。但從《環(huán)球時報》記者的觀察中不難發(fā)現，美國有識之士更對“知華派”式微感到擔憂，在“對抗與敵視”的大背景下，老一代“知華派”的離去會凸顯美國中國問題研究領域存在的斷層。正如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刁大明日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所說，以傅高義為代表的一批年紀較長的美國“知華派”，他們對中國的研究，是從“有些好感”或至少是“好奇心”開始的，繼而更深入了解到中國的歷史變遷和社會變化，而與之對比鮮明的是，今天美國許多“少壯派”中國事務學者，研究中國的目的就是“幫助美國對抗中國”，而他們也將這一觀點和情緒傳導給了更多美國民眾。

美國同樣擔心“知華派”式微

傅高義逝世，再次引發(fā)有關美國“知華派”是否式微的討論。實際上，這個問題并不是中國學術界首先提出的。早在幾年前，美國國內就有這種擔憂，特別是當不少老一代“知華派”由于年齡、健康和政治立場等原因“淡出江湖”的時候。比如已經77歲的前白宮國安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李侃如，由于身體原因已較少參加活動。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副會長包道格舉家遷往加州，處于半退休狀態(tài)。而過去4年，更多的中國問題專家由于反對特朗普的對華政策而失去政策影響力。

在多年的采訪工作中，《環(huán)球時報》駐美記者與很多老一代“中國通”有所接觸，其中很多人與中國“情緣”頗深，無論中美關系如何，都能從歷史的角度客觀看待問題。比如1935年出生于中國南京的前美國駐華大使芮效儉，其父芮陶庵長期任教于金陵大學。1956年大學畢業(yè)后，會一口流利漢語的芮效儉進入美國國務院工作。作為“中國通”之一，芮效儉1978年被派往北京，任美國駐華聯絡處副主任，參與了中美建交談判全過程。童年在南京見證過日本侵華，職業(yè)生涯貫穿整個冷戰(zhàn)的芮效儉大使，無論在任何場合都強調美中相互了解與合作的重要性。記得有一次研討會結束后，芮大使突然對“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說，你們作為美國政府所屬的中文媒體，卻跟著臺灣當局，稱特朗普總統(tǒng)為“川普”，與中國大陸的新聞界不一樣，“美國之音必須立即改過來”。

面對特朗普上臺以來的反華浪潮，不少“知華派”學者挺身而出。2019年7月，傅高義等百名“中國通”在《華盛頓郵報》上刊登致特朗普總統(tǒng)以及國會成員的公開信《中國不是敵人》。很快，有年輕的美國中國問題學者私下對記者說，簽署公開信的“中國通”在美國越來越成為“異類”。有年輕學者表示，即便認同公開信的部分內容，但也不愿意出面簽署，原因之一就是“麥卡錫主義”在當今的美國已若隱若現，他們不想因此惹上麻煩——不僅特朗普政府的要員整天攻擊中國，與中國有交往的學術機構和學者也會遭到聯邦調查局的調查，更不用說一些美國媒體別有用心的“揭露式報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國專家告訴記者，他決定未來幾年不再來中國訪問，以免被貼上親華標簽。

美國學界一些專家認為，老一代“知華派”式微后，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領域正出現斷層。新一代中國問題專家雖然數量并不少，但無論學術水平還是對華態(tài)度都與老一代截然不同。擔任過老布什總統(tǒng)特別助理兼國安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的包道格兩三年前曾告訴《環(huán)球時報》記者，隨著老一代“中國通”逐漸退出歷史舞臺，由少壯派主導的美國對華政策正迅速走向強硬，這將導致美國對外政策的決策質量下降。包道格認為，產生這一轉變的主要原因是新一代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沒有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和冷戰(zhàn)，不知道大國一旦進入對抗狀態(tài)將給世界帶來什么樣的災難。而且新一代的美國“中國通”，大多數不會說漢語，也沒有在中國長期生活的經歷，他們既不了解中國的歷史，也不太了解中國的現狀，更多的是從中美“零和博弈”的角度，從維護美國全球霸權的角度來理解中美關系。

“麥卡錫主義”還要清算德國“知華派”？

不管是德國的中國問題學者，還是在德華人學者圈，許多人也向《環(huán)球時報》記者感嘆，最近10年以來，德國似乎沒有出現大師級的“知華派”學者，也沒有出現轟動一時的中國研究著作。漢堡中國問題學者德萊赫爾·維特洛夫告訴《環(huán)球時報》記者，二戰(zhàn)后到德國統(tǒng)一這幾十年間，受冷戰(zhàn)因素的影響，德國對中國研究有所“荒廢”。德國統(tǒng)一后，又趕上中國的影響力在全球迅速提升，研究中國的德國學者開始成倍增長，研究領域也不斷擴展。特里爾大學、圖賓根大學、漢堡大學等，紛紛設立漢學系及中國相關專業(yè)，開展中國教學研究工作。德國還出現一些專門的研究機構，如德國全球與地區(qū)研究所等，也對中國問題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由此，德國也出現一些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如杜伊斯堡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和東亞研究所所長、前德中友協(xié)主席托馬斯·海貝勒教授，他撰寫的《作為戰(zhàn)略群體的企業(yè)家：中國私營企業(yè)家的社會與政治功能研究》，從“戰(zhàn)略群體”理論出發(fā)研究了中國私營企業(yè)家群體的發(fā)展，成為這一研究領域的國際前沿性著作。此外，還有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埃伯哈德·桑德施耐德等。

但在維特洛夫看來，在德國，要成為一個大師級的中國問題專家并不容易。他們不僅要對中國有清晰立體的了解，還必須用非常中立的態(tài)度去研究和分析中國，不能帶有意識形態(tài)偏見，且必須獲得中國、德國及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可。維特洛夫認為，包括德國在內，西方國家大師級的中國問題專家有所減少，這背后的原因很多。一方面，前人對過去的中國研究較多，也較為深入，新一代學者很難再有劃時代的見解。另一方面，現在的中國問題學者大多數是研究當代中國。而中國的發(fā)展太快，太復雜，很難趕上“中國速度”。此外，特朗普上臺后，美國政府及一些機構對中國發(fā)起意識形態(tài)之爭，這股風氣已刮到一些歐洲國家，“知華派”往往更容易被卷入爭議，甚至成為“麥卡錫主義”清算的對象。最近，德國著名記者沃爾夫岡·希恩寫了一本名為《深圳：明天的世界經濟》的書，將中國南方的大都市深圳稱為“高科技大城市”，認為它是世界經濟的新中心，在電動汽車、基因工程或人工智能上主導未來趨勢。新書還呼吁德國從硅谷轉向深圳。這本在許多讀者看來很客觀的書，卻被《南德意志報》等媒體無理指責，甚至希恩作為創(chuàng)始成員的“知華派”組織“中國橋”，也被拿出來狠批。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中國問題的德國學者告訴《環(huán)球時報》記者，現在西方的“鷹派”不愿意看到中國經濟在疫情中增長，并把“知華派”作為“泄憤”對象，這已嚴重影響中國問題學者的正常工作。該學者還表示，現在還有一種趨勢讓他感到遺憾，即許多年輕專家，更多傾向從地緣政治角度看待中國崛起，以及過度關注北京對外投射的影響力和對美國全球領導力的威脅。

研究中國的學者其實在增加

法國著名的漢學家、歷史學家謝和耐2018年3月3日去世時，很多人也提到從19世紀到本世紀初，法國漢學研究人才輩出的盛況，如知名的還有高第、沙畹、伯希和、葛蘭言、汪德邁等。還有的說，盡管在冷戰(zhàn)時期，法國的中國問題研究也曾受到影響，如法國政界、學術界著名人物佩雷菲特因為寫《當中國覺醒時，世界將會為之顫抖》引起過學術界的批評，認為是“意識形態(tài)的不正確”。但佩雷菲特等學者從不人云亦云，不像許多西方輿論界的評論家那樣用西方的標準來衡量中國。

值得注意的是，歐美大師級的“知華派”看上去少了，但實際上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卻在增加。以法國為例，伴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法國漢語教學也迅速發(fā)展，一些學者對中國問題的研究日益細化，如有人專門研究在法國的溫州人。近些年，法國一些地緣政治學家、經濟學家、政治學家還跨界對中國進行各層次、各角度的研究，有關中國問題的文章、書籍也大量出現。與此同時，研究中國的專業(yè)機構也不斷出現，除高等社會科學院、國家科研中心、巴黎大學等傳統(tǒng)漢學與中國研究中心外，一系列其他研究機構、法國外交部等機構也都設立了中國研究小組或中心，大大拓展了中國研究的廣度與深度。

德國學者維特洛夫認為，歐美研究中國的話題目前確實越分越細，這就要求年輕一代歐美學者想要“成名”就要有更多投入，需要更多時間沉淀，也需要與中國各界有更多的交流。

而眼下最為迫切的是中美正常交往要盡快恢復。一些接受《環(huán)球時報》記者采訪的中外學者認為，除擔心被“妖魔化”外，特朗普任內，中美人文交流急劇降溫更使美國年輕一代中國問題專家失去了與中國學術界交流的重要渠道。僅過去兩三年來，就有數百位中國專家的訪美簽證被取消，中美富布賴特研究學者項目等被叫停，特朗普政府還決定未來美國政府官員學習中文的主要目的地將是中國臺灣而不是大陸。有美國專家私下表示，拜登上臺為改變美國“知華派”越來越少的困境提供了一絲希望。中美兩國應當努力恢復原有的人文交流項目，特別是鼓勵美國年輕中國問題學者前往中國學習、調研，“中國這么大，發(fā)展這么快，需要美國學者研究的領域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