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美日印澳通過“四國機制”謀求于己有利的力量平衡，企圖在與中國的博弈中占據優(yōu)勢地位。

　　·“四國機制”存在一些先天性的障礙和短板，短期內很難逾越克服。

　　9月24日，美日印澳“四國機制”在華盛頓舉行首次線下峰會。四國領導人討論了新冠疫情、海洋安全、網絡安全等問題。根據會后發(fā)表的聯(lián)合聲明，四國重申建立伙伴關系，共同建設“自由開放、包容性強”的印太地區(qū)。

　　9月3日在美國華盛頓拍攝的白宮。新華社記者劉杰攝

　　此次峰會前，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剛剛宣布建立三邊安全合作機制AUKUS，澳大利亞的核潛艇計劃以及美國在“四國機制”之外可能的另起爐灶引發(fā)國際社會廣泛關注。雖然日本對AUKUS樂見其成，但印度的心態(tài)比較復雜，此次峰會也有重塑信任的考慮。

　　近年來，隨著戰(zhàn)略重心逐漸轉移到印太地區(qū)，美國企圖以“四國機制”為依托，推進“印太戰(zhàn)略”，與中國展開地緣爭奪。“印太戰(zhàn)略”與“四國機制”代表的是早已過時的冷戰(zhàn)思維，當今世界搞集團對抗和地緣博弈注定沒有出路。

四國的算盤

　　“四國機制”的雛形出現(xiàn)在2007年，美日印澳四國當年對該機制進行了探索性討論，但因遭到強烈反對無法推進。美國特朗普政府2017年11月提出“印太戰(zhàn)略”，同月美日印澳四國外交官員在參加東盟系列會議期間舉行首次會晤，標志著“四國機制”得到“復活”。四國表示要將“四國機制”發(fā)展成為實質性的合作平臺。

　　拜登政府上臺后，對特朗普的“印太戰(zhàn)略”不置可否，但仍致力于推動“四國機制”，還專門設置“印太事務協(xié)調員”一職。3月12日，美國總統(tǒng)拜登、日本首相菅義偉、印度總理莫迪、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舉行“四國機制”領導人線上會議，討論了朝核問題、緬甸局勢以及海上安全等問題，算是本次線下會議的前奏或序曲。

　　到目前為止，“四國機制”仍只是一個外交論壇。機制的主要目的是讓四國分享交流對地區(qū)問題的關切，并討論彼此之間或與其他國家合作的可能性及方式。“四國機制”的議程比較寬泛，涉及政治、經濟、安全等方方面面。嚴格意義上講，它不是一個以條約為基礎的聯(lián)盟，沒有讓成員國致力于集體安全——它們沒有義務在沖突中相互保護，尚不能稱之為“亞洲版北約”。甚至于，與AUKUS相比，“四國機制”仍缺乏實質合作內容。

　　4月16日拍攝的直播畫面顯示，美國總統(tǒng)拜登（右）與到訪的日本首相菅義偉在美國華盛頓白宮舉行聯(lián)合記者會。 新華社記者劉杰攝

　　美國從一開始就將“四國機制”當成遏制中國的工具。近年來，四國會議主要聚焦海上安全、互聯(lián)互通、經濟增長和新冠疫情等議題，重點放在海上安全和互聯(lián)互通上，前者針對中國的海洋維權和海上崛起，后者針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

　　“四國機制”雖然標榜要維系基于規(guī)則的國際秩序、維持開放自由的印太，但實質上，它既不開放，也不自由。國際社會對“四國機制”最大的批評就是其強烈的排他性和針對中國的色彩。四國之外的其他力量如東盟和歐盟，雖然接受了“印太”的概念，但并不認可“四國機制”。鑒于印度是世界大國中對待海洋最為保守的國家，甚至謀求以領海的方式管轄專屬經濟區(qū)，“四國機制”也就遠沒有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聲稱的海洋自由了。

　　與其說四國理念相近，還不如說它們都是實用主義者，即通過“四國機制”謀求于己有利的力量平衡，企圖在與中國的博弈中占據優(yōu)勢地位。

難以逾越的障礙

　　“四國機制”野心太大，議題過于寬泛，對話協(xié)調立場容易，開展實質合作則較為困難，搞成軍事同盟的可能性也不大。該機制存在一些先天性的障礙和短板，短期內很難逾越克服。

　　首先，印太地區(qū)的地緣整合難度極大。當年的歐洲大陸能夠實現(xiàn)經典均勢的地理基礎是主要國家間的相互鄰近，各大強國的縱橫捭闔主要集中在西歐地區(qū)。而日本、澳大利亞和印度傳統(tǒng)上并不處于同一個地緣板塊，且在地理上相距甚遠，在東亞、南太和南亞的次區(qū)域板塊都有著自己獨特的地位和影響力，聯(lián)合制衡非常困難。它們與中國要么陸地上不相鄰、要么陸上地緣形勢難以被改變，日本和澳大利亞是前一種情況，印度面臨的是后一種情況。這些國家與中國的確或多或少都存在著地緣矛盾，但各自關注重點不同，要讓它們采取聯(lián)合行動，出現(xiàn)強有力的“印太”聯(lián)盟，難度比較大。

　　5月29日，在澳大利亞堪培拉的國會大廈，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出席新聞發(fā)布會。新華社發(fā)（儲晨攝）

　　其次，大國競爭并不符合世界潮流。這個世界已非大國決定一切的時代。美國“印太戰(zhàn)略”過于關注中國的崛起以及與中國的地緣政治競爭，而忽視了該地區(qū)的其他地緣現(xiàn)象和中小國家日益增強的政策獨立性。實際上，地區(qū)內的絕大部分國家都奉行在中美間進行“對沖”的策略，不愿意看到中美走向零和博弈，不愿意在中美間選邊站隊。這些國家的利益和關切絕不能忽視，它們不是美國的提線木偶。“四國機制”過于突出印日澳的作用，還會一定程度上挫傷韓國、印尼等地區(qū)強國的自尊心和積極性。

　　第三，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的二元對立。“印太”首先是一種地理的想象，其次是一種地緣的戰(zhàn)略，最后也是一種秩序的愿景。想象的空間可以無限延伸，戰(zhàn)略的空間受到現(xiàn)實的限制，秩序的形成則取決于戰(zhàn)略的互動。在經濟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背景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方利益錯綜交織，特別是包括美國自己在內的四國與中國有著緊密的經貿合作，要脫鉤、要形成涇渭分明的陣線，可行性并不大。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監(jiān)制：包爾文 閆珺巖

　　作者：胡波 “南海戰(zhàn)略態(tài)勢感知計劃”主任

（來源：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