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文學院北門的值班室，是當時大家最喜歡去的地方，“那時叫傳達室，每天都擠滿了僑生，看家里來信了沒，寄錢了沒。”連立康剛說完，陳中平長嘆一聲:“那真是個家書抵萬金的年代。”

　　陳玉曾說，早在廣州的時候，他就哭過，“當時有個女學生想家，想父母，又不知道何年才能再相見，就哭了起來，結(jié)果全宿舍的人都跟著哭了，我也哭了。那時候沒電話，也聽不到父母的聲音。”

　　有思念，可以寫信。剛回國時，陳玉曾用領到的3元錢，給父母寫了一封信。陳中平也寫，“信里講的都是好事情，不敢講不好的事情，即使這樣，也要一個月才能收到，就算你寫你感冒了，等他們接到信，你感冒早好了。這還是5毛2分一封的航空件，要是2毛2分錢的平郵，可能得等好幾個月。”那時候，5毛2分相當于他兩天的伙食。即使后來，有電話了，陳中平也很少給家里打電話，“一分鐘就一個月的工資。”

　　連立康則是忍不住在當初的宿舍門前合了一張影。完了，指著宿舍附近的一間房子說，“那時候這里是醫(yī)務室，中央照顧華僑，我們還可以免費拿藥。”

　　【背景】

　　1966-1967年，4000多名印尼難僑回國

　　在《廈門市印尼歸僑聯(lián)誼會“紀念回國五十周年”座談會紀要》一文中提到:“……后來，印尼發(fā)生嚴重的排華事件，中國政府派船接僑，大量的難僑回國，其中大多數(shù)安置在華僑農(nóng)場，一部分到工廠企業(yè)，學生則到集美補校(即“集美僑校”——編者注)就學。”

　　那么，當年具體有多少名歸僑安置在以上各處？記者先后咨詢了市人民政府外事僑務辦公室、市歸國華僑聯(lián)合會、市印尼歸僑聯(lián)誼會及華僑大學華文學院(前身為集美僑校)，均未得到準確數(shù)據(jù)——其中華文學院的相關資料在“文革”中丟失。

　 　廈大南洋研究院莊國土教授在《新中國政府對海外華僑政策的變化(1949-1965年)——新中國政府僑務政策研究之一》一文中指出，“1965年印尼 “九·三〇事件”后，……1965年底到次年中期，中國外交部和中國駐印尼大使館先后十余次照會印尼政府，抗議排華暴行，并表示中國政府愿意派船接回難 僑。1966-1967年，約有4000多名印尼難僑回國。”——這是目前記者了解到的，因為當年排華事件而回到祖國的，較為精確的華僑人數(sh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