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洛陽到長安杜曲
杜甫《夏日李公見訪》詩云：“貧居類村塢，僻近城南樓。”《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內(nèi)諸官》云：“轗軻辭下杜，飄飖陵濁涇。”表明他后來居住在了長安杜曲、下杜一帶。聞一多《少陵先生年譜會箋》考他移居下杜在天寶十三載春。
這次移居，是杜甫人生的又一個轉(zhuǎn)折點。此前移居土婁莊，是其人生追求從以漫游隱居為主轉(zhuǎn)向以仕進為主的標(biāo)志，天寶五載(746)赴長安則是這一轉(zhuǎn)變從心態(tài)層面走向?qū)嵺`的開始。天寶五載以來，杜甫在長安求仕雖然不順利，但也不至于喪失希望。九載、十載向玄宗獻《三大禮賦》、詔試文章失利，則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其事詳見《進封西岳賦表》)。因為，在已深得玄宗賞識眷顧的情況下，權(quán)相李林甫都能作梗，使他依舊無法入仕，以后還可能有更好的機會嗎？所以杜甫自料此生將與仕途無緣，絕望地表示欲“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曲江三章章五句》其三)。
不過，這只是移居長安之舉的內(nèi)涵之一，它還有另一層內(nèi)涵。稍前，獻賦、詔試文章失利后杜甫曾表達欲隱居終老的打算：“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故山多藥物，勝概憶桃源。”(《奉留贈集賢院崔于二學(xué)士》)杜甫的故里在洛陽一帶，如真想徹底隱居終老，那里無疑是最理想也最便利的選擇。但他最終選擇的卻是長安。費此周折從洛陽移居到長安，其實透露出他骨子里還是放不下仕進，當(dāng)然仕進與他對國計和黎民的牽念息息相關(guān)。我們可對比岑參。岑參開元年間在洛陽一帶有嵩陽別業(yè)等居所，他在《感舊賦并序》中云：“十五隱于嵩陽，二十獻書闕下……我從東山，獻書西周。出入二郡，蹉跎十秋。”他大約在開元二十六年(738)移居長安終南山雙峰草堂，天寶三載(744)進士及第。岑參移居長安的時間頗值得注意。因為玄宗前期常巡幸東都洛陽，以開元二十四年(736)十月返回長安為界，以后沒有再到過洛陽。這意味著，開元二十五年之后，隨著朝廷巡幸的不再，洛陽的政治氛圍開始減弱。岑參當(dāng)時正處于追求仕進狀態(tài)，他以前常出入洛陽、長安二郡，開元二十五年之后則主要需出入長安一郡，移居長安顯然是為了“獻書闕下”之便。杜甫在天寶十三載移居長安，應(yīng)該說也有著和朝廷所在地保持接近這樣一層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