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從創(chuàng)作主體看，“晚唐體”詩人多為隱士、僧侶或具有強烈隱逸傾向的中下層士人，在現(xiàn)實社會中屬于邊緣化群體，其詩也多非詩壇主流，研究“晚唐體”可了解在唐宋詩歌生成系統(tǒng)中，邊緣化詩歌群體與主流詩歌群體的遞禪關系。學術界一般認為，“晚唐體”詩歌宗奉賈島、姚合，但從“晚唐體”詩人的創(chuàng)作實踐看，卻并非如此，如宋初“晚唐體”詩人代表“九僧”和趙湘等皆未在其詩歌中提及賈島、姚合，他們言說更多的是南朝謝靈運等山水田園詩人。

　　宋初“晚唐體”詩人的詩歌理念和創(chuàng)作習慣更多從晚唐五代以來的山林方外之士或處吏隱狀態(tài)的簿尉階層承緒而來，而此類人物又多學習和效仿李洞、杜荀鶴、喻鳧、許渾、許棠、鄭巢、周賀、周樸等宗賈詩人，也就是說宋初“晚唐體”詩人對姚賈的學習是通過中晚唐及五代宗賈詩人間接進行的。

　　在從姚賈到晚唐五代宗賈詩人、宋初“晚唐體”詩人、“永嘉四靈”及“江湖詩人”等“晚唐體”形成和發(fā)展的不同階段，邊緣與主流相互遞禪現(xiàn)象一直存在。從“晚唐體”師祖賈島、姚合所在的中唐詩壇看，姚賈之詩也是詩壇主流，同為崇尚新變的“元和體”，而晚唐及之后的宗賈詩人則因為政治黑暗和社會動蕩等原因大多遁入山林而被邊緣化。進入宋代，“九僧”諸人盡管與主流社會也有較多聯(lián)系，但其僧侶身份，以及詩歌少涉世事等內容傾向，也使他們在事實上處于社會邊緣，故而宋人在描述宋初詩壇概況時基本不提及“九僧”及其“晚唐體”。嚴羽在回顧“國初之詩尚沿襲唐人”的情形時也未提及“九僧”及其他宋初“晚唐體”詩人。

　　南宋“永嘉四靈”原本也屬于邊緣群體，但他們倡導并推動的“晚唐體”順應了詩壇人心思變的大趨勢，而且得到水心先生的支持和獎掖，因此得以在南宋中晚期詩壇流行，“江湖詩人多效其體，一時自謂之唐宗”（嚴羽《滄浪詩話·詩辯》），遂由邊緣群體而轉為詩壇主流。

　　由此可見，在“晚唐體”的整個生成系統(tǒng)中，經歷過幾次主流與邊緣的遞禪，最終由處于邊緣地位的非主流詩歌群體“永嘉四靈”以“晚唐體”救治詩壇積弊而轉化為主流。

　　再次，從詩歌風格類型看，“晚唐體”屬于清瘦型詩歌，深入研究“晚唐體”，也需涉及與其相對的富貴型詩歌，這有助于勾勒清瘦型與富貴型兩大詩歌系統(tǒng)的發(fā)展路線，厘清其產生背景、生存環(huán)境、內在關系及其在整個中國古典詩歌生成和接受系統(tǒng)中的地位和影響等，為中國古典詩歌研究開辟新思路。從現(xiàn)有材料看，富貴型詩歌早在先秦即已出現(xiàn)，《詩經》中《召南》的《羔羊》《何彼襛矣》，《小雅》的《皇皇者華》《出車》《南有嘉魚》《彤弓》《車攻》《瞻彼洛矣》《賓之初筵》，《大雅》的《韓奕》，《周頌》的《豐年》等，其意象、辭藻皆帶富貴氣。而清瘦型詩歌大致是從六朝以來隱逸之士全面介入詩歌創(chuàng)作開始逐步生成，如陶淵明《有會而作》《詠貧士》諸作，無論意境還是語辭，皆有清淡寒蹙之意。在唐代，尤其是中晚唐開始初步形成清瘦與富貴兩類詩歌對立互補的格局。清瘦之詩從王維、孟浩然等山水詩開始，一路經大歷十才子，到姚賈及李洞、杜荀鶴、喻鳧、許渾、許棠、鄭巢、周賀、周樸等中晚唐宗賈詩人，格局越來越逼仄，景物越來越細碎，意象營造和風格追求越來越走向清淡和寒瘦，甚至枯寂。富貴之詩從李白開始，經李賀、韓愈、李商隱、杜牧、韓偓等一路向前，雖路徑不同，但或辭藻豐贍，或意境瑰麗，總體帶有較為明顯的富麗之氣，如“李義山詩只有金玉龍鳳，杜牧之詩中只有綺羅脂粉”（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雖情有哀怨，但語帶華貴。進入宋代，此種趨勢更加明顯，“宋初三體”中，“西昆體”承義山衣缽，追求形式美，雕潤密麗，辭藻華美，而“晚唐體”則語辭淺易平淡，意境清淡寒瘦。此后，“江西詩派”雄霸詩壇，一枝獨大，雖閉門覓句，但其“脫胎換骨”之法亦使詩歌辭藻豐贍，“連篇累牘，汗漫而無禁”，以藻飾之豐贍顯學問之富麗。而與其詩學立場對立的南宋“晚唐體”則意境和語辭皆清冷寒瘦，“吟邊莫問紅塵事，只住茅茨亦自清”（薛嵎《閑居言懷》），“稍覺道心勝，漸至詩脾清”（羅與之《玉梁道中雜詠》），“斜陽照孤影，詩骨瘦崚嶒”（戴復古《山中少憩》）。

　　可見作為清瘦型詩歌的代表，“晚唐體”本身也有著較為深厚的歷史積淀和漫長的發(fā)展脈絡，而且在唐宋兩代基本與富貴型詩歌各占詩壇半壁江山，前赴后繼，互相補充。

　　（作者：王勝明，系西華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晚唐體研究”〔12BZW030〕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