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在我們?nèi)A夏民族“生生”文化傳統(tǒng)里，無論做人，還是為文，莫不崇尚“真”與“誠”。如果說，《易傳》僅僅描述了天地“生生”之德，那么《中庸》則將“生生”之德抽象為“誠”：“誠者，天之道也。”誠之本意是言行一致、真實無欺，此性恰與天道運行的秩序性相契合：“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蘭亭序》之殊勝之處便在于一任真情實感噴薄而出，不回避、不含糊，不故弄玄虛或故作超凡脫俗， “字字從肝肺出”，以一片至誠示人。金圣嘆為其至誠之心所打動，遂慨嘆王羲之為“古今第一情種”。

　　除了“風骨”，王羲之給人印象最深的恐怕是其真性情了。當初，與王導(dǎo)同為托孤大臣的郗鑒，家有小女初長成，欲與王家聯(lián)姻，“郗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婿。丞相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東床上坦腹臥，如不聞。’郗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世說新語·雅量》）郗鑒閱人如川，慧眼獨具，舍棄了那群芝蘭玉樹般衣冠楚楚、彬彬有禮的佳公子們，毫不猶豫地選定了這位坦腹東床的“不裝”少年王羲之，事實證明，他的見識果然不凡。郗鑒的女兒郗璿雅擅書法，有“女中筆仙”之稱?；楹?，王羲之與之情愛甚篤，始終如一。晚年，王羲之不無自夸地說：“吾有七兒一女，皆同生。”八個兒女皆為一母所出，在那個紙醉金迷、妻妾成群的時代，王羲之不愧是江左士族圈中的一股清流。王羲之對聲色犬馬沒有興趣，除了書法之外，他愛鵝成癖。張岱《陶庵夢憶》說：“人無癖不可交，以其無深情也。”王羲之的確是個“一往而有深情之人”，在其流傳下來的尺牘里，可以看到不少他為妻子病痛懸心的文字記錄：“婦安和。婦故羸疾，憂之焦心。余亦諸患。”“賢婦大都轉(zhuǎn)差，然故有時嘔食不已，是老年衰疾久，亦非可倉卒。”“老婦頃疾篤救命，恒憂慮。”不僅是對家人，王羲之對朋友也總是以誠相待，語淺情深。據(jù)《世說新語·言語》載，南渡之后，名士們“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當時謝安、支道林、許詢、殷浩、謝尚、孫綽、殷仲堪、王濛、劉惔、司馬昱等，皆是清談高手。謝安高臥東山，屢召不就，唯以清談為務(wù)，王羲之賞識其才干，勸勉謝安為國效力：“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瑕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wù)，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后來，謝安之弟謝萬任西中郎將，持節(jié)監(jiān)司、豫、冀、并四州諸軍事，兼任豫州刺史，并肩負北伐大任，王羲之對他驕傲浮華的做派素有了解，遂諄諄告誡他務(wù)必處事謹慎、生活儉樸、與士卒同甘共苦：“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群辟誠難為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為遠耳。愿君每與士卒之下者同甘苦，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fù)何有？而古人以為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對待平民百姓，亦充滿愛心溫情。山腳下偶見老嫗賣扇辛苦，便在每把扇子上書寫五字，令老嫗告訴眾人是王右軍所書，扇子很快被搶購一空。

　　宋代書法家米芾曾云：“永和九年暮春月，內(nèi)史山陰幽興發(fā)。群賢吟詠無足稱，敘引抽毫縱奇札。”《蘭亭序》的確是一篇“奇札”，奇就奇在，作者將自己的“生氣”毫無保留地傾注其中，1600多年過去了，字字句句仍然是鮮活生動的。

　　 （趙海菱 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