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以上方法綜合分析，我們可以回溯古代漢語的讀音體系。

　　舉例來說：“塔”來自于巴利語thupa，在《廣韻》中為“吐盍切”，一般認為屬于盍韻，而在現代方言粵語中讀作taap，朝鮮漢字音讀作(tap)，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認為塔和同韻母的所有盍韻字(如闔、盍等字)在古代韻母非常有可能均為ap。

　　目前，學界普遍以《切韻》《廣韻》等書中記錄的語音作中古漢語基準，復原可信度已經相當之高。

　　以此來對照，粵語是否就符合漢字古代的讀音呢？廣東人就可以順利穿越到唐朝，交流無礙？遺憾的是，這是個徹頭徹尾的幻想，沒有一丁點兒可信的成分。

　　和現代一樣，古代不同地區(qū)之間也存在語音差別。唐朝時，廣東還屬于中原人眼中的“蠻荒”地區(qū)，韓愈被貶至潮州時絕望到寫出了“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的詩句。它和其他地區(qū)，特別是“高大上”的中原口音存在著顯著差別。

　　禪宗六祖慧能出生于新州(今廣東新興)，他初見五祖弘忍時，弘忍責曰：“汝是嶺南人，又是獦獠，若為堪作佛？”后來慧能拜別弘忍時也自稱：“慧能生在邊處，語音不正，蒙師傳法，今已得悟，只會自性自度。”其實，慧能本籍為河北范陽，家在嶺南不過一兩代人，但是已經“語音不正”，說明至少唐朝中原人氏并不覺得嶺南人講話與自己相同。

　　當時真正地位崇高的語音，一向是中原讀書人的口音，尤其是洛陽一帶的口音。

　　東晉永嘉南渡后，士大夫誦讀的口音被稱為洛生詠，備受推崇。《顏氏家訓》中談及語音時稱：“榷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耳。”唐宋時期，洛陽讀書人的發(fā)音仍然有極高的地位。北宋寇準和丁謂一次談及語音，論及天下語音何處為正，寇準說“唯西洛人得天下之中”，丁謂則說“不然，四方皆有方言，唯讀書人然后為正”。到了南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中仍有“中原唯洛陽得天下之中，語音最正”的說法。

　　但是即使粵語不是唐朝官話，相對于北方官話，粵語仍真實地保留了不少中原舊音。中唐以后，北方陷入長期戰(zhàn)亂，漢語由中古漢語轉換為近古漢語，唐懿宗時胡曾作《戲妻族語不正》一詩，其內容就生動反映了當時的語音變化。此時，偏居一隅的嶺南卻很少受到北方發(fā)生的音變影響。

　　南宋朱熹《朱子語類》中有如下評價：“四方聲音多訛，卻是廣中人說得聲音尚好。蓋彼中地尚中正，自洛中脊來，只是太邊南去，故有些熱。若閩浙則皆邊東南角矣，閩浙聲音尤不正。”可以看出，當時的讀書人認為廣中人繼承了中原洛陽地區(qū)的語音，所以“尚好”。

　　宋元明清四朝，北方語音變化愈厲，相對而言，嶺南地區(qū)更加安定，語言的保守性愈加突出。經濟上的發(fā)展，更令曾經的“蠻荒之地”挺起了腰桿，尤其是廣州的發(fā)展水平逐漸超越了中原地區(qū)，嶺南人的文化自信逐漸提高，并自視為古中原的繼承者。

　　廣州人陳澧在《廣州音說》里面就明確指出“廣州方音合于隋唐韻書切語，為他方所不及者，約有數端”，并舉例論證：廣州話能分陰上陽上陰去陽去，有-m尾，“觥公”“窮瓊”讀音不同等(不過廣州“九”“狗”無別，“呼”“夫”不分等不合古音的方面就被選擇性地無視了)。

　　由此他提出了一個我們很熟悉的論斷：“至廣中人聲音之所以善者，蓋千余年來中原之人徙居廣中，今之廣音實隋唐時中原之音，故以隋唐韻書切語核之而密合如此也。”陳澧可算是以粵語為唐朝官話說法的濫觴了。

　　與粵語對中原語音的繼承相比，北方漢語則被認為因為胡化而丟失了自己的傳統。

　　多數人并不了解真正胡化的語言是什么樣子。金元時期曾經流行過一種奇怪的漢兒言語，語序近似蒙古語，語法也受阿爾泰語系影響，具有如復數加“每”等與漢語明顯不同的特點。

　　元碑中“長生天氣里，大福蔭護助里皇帝圣旨”這種現代看來很拗口的句式，即為漢兒言語的特征，但明朝以后這種語言就逐漸消亡了。實際上語音變化本為常態(tài)，雖然北方話由于社會動蕩等原因可能變得比某些南方方言快了些，但很難將這些變化盡數歸咎于胡語影響，如入聲在中原的弱化至遲在北宋已經開始，彼時離“金元虜語”還早得很呢。

　　所以，想要無縫穿越回唐朝，能講一口流利的粵語恐怕也沒有什么用。（鄭子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