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代開啟的江南性情文化傳統，由《紅樓夢》集大成

　　東晉一朝和明清兩代，江南文化頗具特色，給《紅樓夢》創(chuàng)作也產生了深刻影響。

　　第三十七回寫探春發(fā)帖倡議在大觀園辦詩社，其中有這樣幾句：

　　孰謂蓮社之雄才，獨許須眉；只以東山之雅會，讓余脂粉。若蒙棹雪而來，娣則掃花以待。

　　這里引用前朝四個典故，如惠遠組織蓮社、謝安東山雅會，王猷之雪夜訪戴，杜甫迎客掃花，除唐代杜甫外，其余三個均出自東晉，一個發(fā)生在東晉的廬山，兩個則發(fā)生在東晉的江南，因其知名度甚高，所以在探春發(fā)出的帖子中，成了大觀園中的人文化追求的效仿或競爭的一種標桿。

　　當然，從女性角度說，東晉時期江南謝道韞少兒時代詠絮顯露的才情也自然會影響紅樓女性人物的形象塑造。這不但在“金陵十二釵”判詞中，直接用“堪憐詠絮才”來暗示林黛玉的才情，而且，元妃省親時讓寶玉寫詩，寶玉反應遲鈍，還是林黛玉幫寶玉代寫了一首《杏簾在望》，得到元妃贊賞，也讓人想起謝道韞在發(fā)現小叔子王獻之與客人議論時理屈詞窮，就隔著帷幕代王獻之重新論辯，終于扭轉局勢，所謂“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而后來，林黛玉與史湘云聯句時的那種自信，林黛玉和薛寶釵同詠柳絮詞的奪人眼球，似乎把圍繞著的謝道韞女性才情，進一步發(fā)揚光大了。

　　再看明清，就群體論，明清時代的詩社，特別是女性詩社的出現，是不同于晉代的一個江南文化重要特色，如清代康熙年間在江南杭州成立的“蕉園詩社”和乾隆年間蘇州成立的“清溪吟社”等，給《紅樓夢》描寫女性創(chuàng)作群體提供了基本的現實依托，并反過來激勵啟發(fā)了后續(xù)的江南女性創(chuàng)作，大大挑戰(zhàn)了傳統的“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教條。

　　就個人言，《紅樓夢》多次提及明四家唐寅、仇英等人的繪畫，如第五回寫秦可卿的臥室掛著唐伯虎的繪畫，薛寶琴在雪地里從妙玉處捧回紅梅，老祖宗特別指出，這有仇英畫中意境的效果，等等。

　　特別是蘇州才子唐寅，在小說中，如草蛇灰線般若隱若現，對小說不同人物的個性塑造、言行刻畫等，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其實還在小說第二回，借賈雨村之口，已經把唐寅等劃歸為秉承正邪二氣的“情癡情種”、“逸士高人”之類，跟紅樓里的人物，在精神氣質上有著割不斷的聯系了。

　　比如，不少學者指出，林黛玉的《葬花吟》與唐寅的《花下酌酒歌》有明顯的繼承關系，而唐寅在生活中也有哭花、葬花之舉動。此外，薛蟠把唐寅在畫上的落款，誤認作“庚黃”，固然說明了薛蟠的不學無術，毫無藝術修養(yǎng)，但更主要的是，恰恰因為唐寅在當時大眾生活中家喻戶曉，其落款幾乎不需要仔細辨認，薛蟠居然出錯，以此作為對薛蟠的諷刺，也就更有力量，而聯想到他娶風雅的蘇州女子香菱為妾卻不知蘇州才子唐寅為何人，其對蘇州地域文化如此之陌生，才是更讓人感嘆的。

　　當然，強調個人對曹雪芹創(chuàng)作的影響，晚明的吳中才子馮夢龍更是我們不能忽視的。

　　馮夢龍具有鮮明的“情本”意識。他把古今有關情感的故事收集起來編為《情史》一書，還自號“情癡”，希望死后能做一個“多情歡喜如來佛”。其與《紅樓夢》千絲萬縷的聯系，這里僅從曹雪芹的“大旨談情”角度，概括三點：

　　首先，馮夢龍將“情”提到哲學的高度，原是為了與理學家的“理”抗衡。在《紅樓夢》中，賈寶玉的“情”的觀念，也超越了男女之間乃至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范疇，把“情”作為人與自然萬物對話的共同語言，這個觀念也許受到了馮夢龍的影響。此外，《醒世恒言》卷四有《灌園叟晚逢仙女》一篇，其主人公秋先對自然物的態(tài)度、他的大段議論、他的舉動，如葬花、浴花，與賈寶玉的一些言行有著驚人的相似處。

　　其次，就狹義地來看“情”，馮夢龍?zhí)岢?ldquo;賦情彌深、畜憾彌廣”的看法，其感傷的情緒，在《紅樓夢》中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此外，據脂批透露的信息，《紅樓夢》原稿結尾給賈寶玉及大觀園女性人物列出的一個情榜，其分類，也極有可能受了《情史》分類的啟發(fā)。

　　最后，馮夢龍曾把人的“情感”是否飽滿，視作是檢驗人的生命力的一個標志，這對曹雪芹的創(chuàng)作也有一定的啟迪作用?！都t樓夢》在寫到女性的愛情悲劇，往往是跟這一群體的生命悲劇聯系在一起的。

　　總之，一種由晉代開啟的江南性情文化傳統，在明代得到大大發(fā)揮，并在清代《紅樓夢》中體現出集大成的意義。（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