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時期，與濂學、洛學鼎足而立的是關學。隨著南方經濟發(fā)展超過北方，“絲綢之路”被阻斷，對外交通由陸路轉向海路，北宋時期的關中不再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關中地域文化也由此呈現(xiàn)出更具穩(wěn)定性的、篤實樸健的農耕文化特色。關學學者的精神氣質多剛毅厚樸、淳和安詳，有博大勁直之氣象，而無婉媚委曲之容態(tài)，學風以古樸無華、切實謹嚴、不尚空玄、精思力踐著稱。
趙孟楷書《西銘》殘本 資料圖片
在濂學、洛學、關學的創(chuàng)始人中，僅有張載在詩中大量講說理學的深沉義理，其詩的語言風格重乎氣質，理勝其詞。以主流詩評家的眼光來看，張載詩歌充溢著過多的觀念、道德和理致。而這種種觀念、道德和理致可以和他的生活及其著述互相參證。張載氣質剛毅，德盛貌嚴，有迫切之氣，而無寬舒之氣，有苦心力索之功，而無從容涵泳之味。張載詩歌表現(xiàn)出的情感特質是深沉，知識特質是深邃，審美特質是深致。張載的詩不像邵雍的詩那樣有一種獨特的幽默感，其詩歌的嚴肅性、深刻性是其剛毅盛嚴人格的反映。如其《樂處》即有嚴重森肅之氣：“樂處加功勉處行，事無甘苦必心亨。衣容有文章在，低首時人莫怨爭。”該詩主張學習應當自勉，不畏艱苦。張載《橫渠易說·系辭上》說：“學不能自信而明者，患在不自勉爾。當守道不回，如川之流，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無復回卻，則自信自明，自得之也。”張載認為即便圣如大舜、孔子，在學習上也是“煞吃辛苦”。
對張載而言，詩歌創(chuàng)作并非體道之余的吟風弄月，而是求道過程中體認與確證心性義理的一種方式。張載《克己復禮》云：“克己工夫未肯加，吝驕封閉縮如蝸。試于中夜深思省，剖破藩籬即大家。”張載喜歡夜間用功，呂大臨《橫渠先生行狀》記載張氏的讀書生活說：“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張載寫作《正蒙》時，中夜有得，起來寫錄好，才能入睡，不然心里不安，始終放不下，有時夜里甚至會默坐徹曉。
張載詠物詩能寓義理教化于生活觀察之中，體現(xiàn)出格物致知的工夫。其《芭蕉》詩借芭蕉說明人心生生之理無窮：“芭蕉心盡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隨。愿學新心養(yǎng)新德，旋隨新葉起新知。”芭蕉之心展開新枝，比喻人之為學已有新益。“新卷新心暗已隨”，形容人心之義理無窮，方其得新益之時，又有新益存于其間。詩人愿學芭蕉所卷之新心以養(yǎng)自我德性所存之新益，于是隨芭蕉所生新葉以起學問之新知。細玩此四句，前兩句是狀物，后兩句是體物。新心養(yǎng)新德是尊德性工夫，新葉起新知是道問學工夫。觀物性之生生不窮，可以明義理之源源無盡。
在理學家看來，人的氣質有剛柔、緩速、清濁之別，剛強太甚則易致蹉跎。張載《貝母》詩以貝母之柔自我警醒：“貝母階前蔓百尋，雙桐盤繞葉森森。剛強顧我蹉跎甚，時欲低柔警寸心。”這首詩體現(xiàn)出觀物見理的特點。《芭蕉》是為學的譬喻，《貝母》是“體物體身”的認知，以上兩詩的構思呈現(xiàn)為從形象美感和生活實感向哲學理性的過渡，審美的重點在于知識的體驗，體現(xiàn)出關學援理求真的品格，流溢出學必為圣、精思力索的哲人氣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