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載認為，禮能滋養(yǎng)人德性，使人集義以養(yǎng)浩然之氣。因此，他非常注重禮治，也以禮教學者，使學者有所據(jù)守。其平生用心，欲率當世之人，復三代之禮。其《圣心》說：“圣心難用淺心求，圣學須專禮法修。千五百年無孔子，盡因變通老優(yōu)游。”因為詩人心念整肅，所以話說得鏗鏘有力。呂本中《童蒙訓》所記張載殘句“若要居仁宅，先須入禮門”，表達出“盡仁”、守禮的關學思想。此種詩歌屬于造道之言，已經(jīng)是理學學問的組成部分。
張載《經(jīng)學理窟》諸篇于禮樂、詩書、井田、學校、宗法、喪祭，討論精確。其《有喪》一詩也涉及“喪紀”之禮：“有喪不勉道終非，少為親嫌老為衰。舉世只知隆孝妣，功緦不見我心悲。”當時喪祭無法可依，喪禮只重視守孝三年的父母之喪，而期功之喪不服衰衣麻绖。張載家婚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呂大臨《橫渠先生行狀》曰：“先生繼遭期功之喪，始治喪服，輕重如禮；家祭始行四時之薦，曲盡誠潔。聞者始或疑笑，終乃信而從之，一變從古者甚眾，皆先生倡之。”張載有意嘗試將詩歌創(chuàng)作融入“禮教”的社會體制，成為理學教化實踐的一部分。《有喪》將對喪禮的思考和態(tài)度變成詩歌內(nèi)容，即是這種嘗試的結(jié)果。
張載在進行本體、心性理論的艱苦探索時，始終措意于現(xiàn)實社會的政治、經(jīng)濟、軍事問題，將學術(shù)理論研究與經(jīng)世事業(yè)緊密結(jié)合。其《送蘇修撰赴闕四首》有著明晰的求實“致實”的政治目標，提出了“為生民立命”的要求，其一云：“秦弊于今未息肩，高蕭從此法相沿。生無定業(yè)田疆壞，赤子存亡任自然。”其二云：“道大寧容小不同，顓愚何敢與機通。井疆師律三王事，請議成功器業(yè)中。”其中包含著“封建”和“井田”的制度設計。他在《經(jīng)學理窟·周禮》中說：“今以天下之土棋畫分布，人受一方，養(yǎng)民之本也。”
張載《八翁吟十首》分別吟詠傅說、呂尚、周公、孔子、老子、莊子、釋迦牟尼及諸葛亮等“八奇翁”。他自言其《八翁吟》十詩之作“止是欲驗天心于語默間耳”（見《程氏遺書》卷十）。《八翁吟十首》其五對古代圣賢充滿溫情與敬意，對繼承圣賢事業(yè)充滿使命感：“龜山山下感麟翁，麟翁知己幾時逢？自從顏孟希蹤后，幾人今日更希蹤。”張載以顏回、孟子的繼承者自命，愿意希蹤顏孟，做孔子的知己?！栋宋桃鳌菲浒嗽佱屽饶材嵴f：“一身無礙竺乾翁，遍圓身世戒身同。船師從我乘桴去，頑空中與指真空。”這反映出張載對佛教的看法，即釋氏以有為無，以心法起滅天地，可謂不知天命。
由于張載長期刻苦精思，養(yǎng)成了嚴肅深沉的氣象，情趣化的詩性性情較之邵雍、周敦頤及程顥都要淡薄，不過其嚴肅中仍有溫潤?！额}北村六首》書寫鄉(xiāng)間樸素而清苦的生活，反映出一代儒宗忘懷榮利、恬于進取的沖淡襟懷。《題北村六首》其三云：“負郭吾廬二頃田，面山臨水跨通川。”其六云：“渭南涇北已三遷，水旱縱橫數(shù)頃田。四十二年居陜右，老年生計似初年。”這都是寫實的文字。呂大臨《橫渠先生行狀》曰：“橫渠至僻陋，有田數(shù)百畝以供歲計，約而能足，人不堪其憂，而先生處之益安。”
詩歌創(chuàng)作與詩人的生活環(huán)境、生活實踐關系甚大。張載是典型的關中人，勤勉、認真和堅韌達到了寡情的程度。長期盡心竭力、專心致志從事于艱苦的思想探索，或多或少地壓抑了張載的審美情趣，理性精神的自律也在一定程度上封閉了他的詩歌與自然美、感性生活和社會現(xiàn)實之間的聯(lián)系，屏蔽了日常的感覺、歡樂與痛苦。而且，張載具有重理輕文的文學觀念，他在《經(jīng)學理窟》中說：“圣人文章無定體，《詩》《書》《易》《禮》《春秋》，只隨義理如此而言。”這基本上是一種辭達而已的態(tài)度。這就使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整體上成為無美的審美。張載詩歌以理性為本位，反映了他以學術(shù)為中心的基本生存體驗。與邵雍相比，張載詩歌缺乏幽默感和快樂感；與程顥相比，張載詩歌缺乏輕松的愉悅感；與佛禪哲理詩相比，張載詩歌缺乏超越性。從傳統(tǒng)古典詩美的角度看，理學的詩學體制帶來了負面的影響，即詩與學術(shù)過度糾纏，詩美被關進了理性的樊籠，“理”的領域吞沒了“情”的領域。缺少來自生活的詩意的滋潤，造成張載詩歌在詩美和學術(shù)間的偏枯。其存在的歷史合法性在于從宋代學術(shù)轉(zhuǎn)型的機遇中為哲理詩爭取了更大的空間，使理學的詩歌表達在理學詩中蔚為大觀。（王利民 江梅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