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自何處來

　　——現(xiàn)代女性指稱的源流考釋

　　演講人：張寶明　演講地點：鄭州大學歷史學院線上講座 演講時間：2020年5月　　

　　張寶明

　　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河南省哲學學會副會長、中國社科院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心常務理事等。中組部“萬人計劃”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國家級人選、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主要從事20世紀中國思想史、文學史研究。專著有《多維視野下的〈新青年〉研究》《啟蒙中國——近代知識精英的思想苦旅》《轉型的陣痛——20世紀中國文學思想與文化啟蒙論衡》等多部。

　　在現(xiàn)代漢語中，提起女性第三人稱單數(shù)代詞，我們馬上就會想到“她”。“她”字作為女性第三人稱單數(shù)代詞，與男性第三人稱單數(shù)代詞的“他”以及中性詞“它”并列使用。

　　對于這個“她”，我們可以說是司空見慣、習以為常，然而，在沿襲幾千年的古代漢語中，曾經(jīng)是沒有“她”可言的。中國古代是一個男尊女卑的夫權社會，男性是社會的中心，女性沒有社會地位，男性的“他”既可用來指代男性，也可用來指代女性和其他一切事物。“伊”字則是“她”的代言人。

　　《詩經(jīng)·秦風·蒹葭》有云：“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這里“伊人”指的是心中思念的那個人，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隨著時間的推移，“伊”字的指代范圍逐漸縮小，在“五四”前后的文學作品中，“伊”專用指女性。所以我們現(xiàn)在聽到或看到“伊人”兩個字，心中立刻就會產(chǎn)生女子的形象。

　　那么，作為女性第三人稱單數(shù)代詞的“她”字究竟是如何誕生的？“她”字的背后又蘊含著哪些不為人知的歷史文化事件？

　　劉半農與“她”

　　“她”這一字形，在中國傳統(tǒng)字書中，早已有之。南朝顧野王所編纂的字典《玉篇》中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以后的各種字典，如《集韻》《篆隸萬象名義》《康熙字典》等均有收錄。

　　但是據(jù)《玉篇》等書中的解釋，“她”是“姐”字的異體。當時，“姐”是方言“母親”的別稱，如《說文解字》說“蜀謂母曰姐”。

　　那么作為女性第三人稱代詞的“她”字是什么時候出現(xiàn)的呢？這就要從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劉半農說起了。

　　1918年8月15日，《新青年》5卷2號刊登了周作人翻譯的瑞典作家August Strindberg的小說《改革》，在譯文前面，周作人特別加上了一段關于“中國第三人稱”的說明，其中透露了劉半農的一個個人創(chuàng)意或者說大膽構想：“中國第三人稱代名詞沒有性的分別，狠覺不便。半農想造一個‘她’字，和‘他’字并用。”

　　新青年同仁合影。左一為劉半農。資料圖片

　　“半農”即是劉半農。劉半農，原名壽彭，后名復，他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仁，新文化運動的先驅，我國著名的文學家、語言學家、教育家。

　　周作人在《改革》一文中將劉半農的個人創(chuàng)意或說大膽構想公之于世。但是需要我們注意的是，這里，周作人說的是“半農想造一個‘她’字”，而劉半農去世后，魯迅在《憶劉半農君》一文中也寫道：“他活潑、勇敢，打了幾個大仗。譬如吧，‘她’和‘它’字的創(chuàng)造，就都是的。”前面我們已經(jīng)提到，中國古書《玉篇》中已經(jīng)有了“她”字這一字形，那么為什么說劉半農創(chuàng)造了“她”字呢？

　　應該說，雖然古代《玉篇》中已經(jīng)有了“她”字，但是古代的“姐”與“她”都是“母”的意思，并且古“她”字早已廢棄不用，成為一個死字。劉半農則賦予了“她”字第三人稱陰性代詞這一新的含義，可以說是“舊字新用”“借尸還魂”。

　　哥倫比亞大學終身人文講席教授劉禾在《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xiàn)代性》一書中指出“這個時期（即五四時期）所發(fā)明的最迷人的新詞語之一，就是書面漢語中第三人稱代詞的性別區(qū)分”，也就是“她”字的創(chuàng)造。劉半農讓古文字“她”起死回生，煥發(fā)出新的魅力。因此，我們說劉半農創(chuàng)造了現(xiàn)代的指代女性的“她”字。

　　那么，“她”字背后又隱藏著怎樣的歷史文化背景呢？接下來咱們就講一下劉半農提出“造”“她”字的背景，總體來說主要有兩個背景：

　　第一個背景，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男女平等、婦女解放思想相連。

　　劉半農提倡“她”字應該說是與《新青年》雜志上女子貞操問題的討論息息相關。眾所周知，《新青年》是當時最早提倡婦女解放的雜志之一，而且還是最早討論女子貞操問題的先鋒刊物。1918年5月15日，由周作人翻譯的日本著名作家與謝野晶子的《貞操論》在《新青年》4卷5號上發(fā)表，從而把“男女問題”中諸如平等、深交、同校等問題一一揭示出來。

　　女子在中國傳統(tǒng)中的地位不言而喻，時下女子的地位則成為新文化、新倫理、新文學先驅最為關注的話題。與一般意義上的反傳統(tǒng)沒有什么兩樣，《新青年》派的人物同樣是借助外來思潮的星星之火點燃同仁的燎原思緒。在《新青年》登了半年廣告征集關于“女子問題”的文章而寂然無聲后，周作人便翻譯了與謝野晶子的《貞操論》。雖然文章中還是以”他”稱呼與謝野晶子，但要為女性尋找一席之地，并讓“他”與“她”并行不悖的目的卻是非常明確的。

　　《貞操論》意在說理：“倘這貞操道德，同人生的進行發(fā)展，不生抵觸，而且有益；那時我們當他新道德，極歡迎他。若單是女子當守，男子可以寬假；那便是有抵觸，便是反使人生破綻失調的舊式道德，我們不能信賴他，又如不能強使人人遵守；因為境遇體質不同，也定有寬嚴的差別；倘教人人強守，反使大多數(shù)的人，受虛偽壓制不正不幸的苦；那時也就不能當作我們所要求的新道德。”對執(zhí)意尋求新道德的“新青年派”同仁來說，男女的各占半邊的“半邊天”意識已經(jīng)為“她”的到來作了厚重的鋪墊。

　　接著，胡適的《貞操問題》在《新青年》5卷1號上發(fā)表。胡適進一步發(fā)揮了“一對一”的男女貞操觀念：“貞操不是個人的事，乃是人對人的事；不是一方面的事，乃是雙方面的事。女子尊重男子的愛情，心思專一，不肯再愛別人，這就是貞操。貞操是一個‘人’對別一個‘人’的一種態(tài)度。因為如此，男子對于女子，也該有同等的態(tài)度。若男子不能照樣還敬，他就是不配受這種貞操的待遇。”隨后，魯迅的《我之節(jié)烈觀》等文章進一步將這一討論深化。

　　1919年4月15日，《新青年》6卷4號在扉頁上以“新青年記者啟事”的名義發(fā)布《女子問題》公告。公告認為，一切社會問題、家族制度問題無不與“女子問題”有關，所以女子問題乃是今日社會的一大重要問題。為了讓男子“越俎代言”的局面成為過去，女子教育、女子職業(yè)、結婚、離婚、再醮、姑媳同居、獨身生活、避妊、女子參政、法律上女子權利等，都需要一一重新評估。

　　可以說，提倡男女平等、婦女解放是當時的一個大的時代背景，在這樣的“女權”形勢下，具有思想史意義的“她”字呼之欲出。

　　第二個背景是，“她”字的提出還與新文化運動興起后大量翻譯外國著作有關。應該說，這也是在“五四”濃厚的開放意識下長成的碩果。早在十九世紀，外國傳教士馬禮遜、羅存德等人就已經(jīng)意識到了英文he、she、it與漢語的對接問題。早期的白話文，“他”“伊”“他（女）”都作第三人稱代詞，這種混亂的書寫方式給譯文和白話文創(chuàng)作帶來了諸多不便。

　　新文化運動興起之后，大量外國文學作品被譯介到中國。外來語英文中的第三人稱代詞（he、she、it）是分陽性、陰性和中性的，隨著性別不同而用詞有別，但是在翻譯的過程中，這種分別在當時的漢語中卻無法找到相對應的詞匯，“she”和“it”難以對譯。譯文較多的日文也遭遇這種尷尬的情形。

　　翻譯作品的驟增也使得第三人稱代詞的使用愈發(fā)混亂，因此漢語中的第三人稱代詞亟待規(guī)范和豐富。

　　在1918年8月之前，劉半農就私下與友人交換過意見，至少周作人就是知情者之一。所以在1918年8月15日的《新青年》5卷2號正值討論男女權利平等的高潮之際，周作人翻譯的瑞典作家August Strindberg的小說《改革》發(fā)表了，譯者在譯文前特別加上了一段關于“中國第三人稱”的說明，將劉半農“造‘她’”的大膽構想公之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