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的學術(shù)起步是周作人研究。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們讀研究生那時，還沒有什么學分制，課也很少，就是自己讀書，有時有個討論會，由某個同學主講一個題目，大家討論，導(dǎo)師王瑤做總結(jié)，點撥一下。記得當時老錢講的就是周作人。老錢看過周作人很多材料，講得很投入，有理有據(jù)，我們都很佩服。后來做畢業(yè)論文，老錢就選了研究周作人的題目，是采用和魯迅“道路”比較的方法。不過答辯時卻引起激烈的爭論，林志浩先生等答辯委員認為論文對周作人的評價過高，基本立論站不住，弄得導(dǎo)師王瑤也有些坐不住了。當時正是撥亂反正，文壇忙于為“文革”時期被打倒的作家平反，周作人雖然是“死老虎”了，但曾經(jīng)附逆，非常復(fù)雜，學界對他的評價還是比較“小心”的。那時的答辯比較認真，不像現(xiàn)在，你好我好大家好，這一認真就難免有爭執(zhí)。好在論文批判從嚴，處理從寬，最后通過了，評價還比較高。論文很快就修改發(fā)表了，這就是《論魯迅與周作人的思想發(fā)展道路》，老錢的奠基之作。
整個八十年代，老錢都處于學術(shù)的興奮期，論文一篇接一篇發(fā)表，包括他和我及吳福輝合作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三十年》，都是這個興奮期的產(chǎn)品。老錢最傾心的仍然是魯迅和周作人研究。他一發(fā)不可收，持續(xù)寫了專著《周作人論》《周作人傳》，還有其他關(guān)于周作人和魯迅的論文。
像周作人研究這樣的題目，在八十年代雖然有些忌諱，卻又是先鋒的、時髦的，是思想解放的大潮催生了這類課題，學界內(nèi)外對這類研究會格外關(guān)注。
老錢選擇研究周作人去敲響學術(shù)的大門，也不只是因為“先鋒”，這種選擇背后可能有老錢本人的經(jīng)歷、心態(tài)在起作用。
老錢是志向很高的人，卻歷經(jīng)坎坷，始終有些懷才不遇。1956年他考進北大中文系新聞專業(yè)，一年后隨新聞專業(yè)轉(zhuǎn)到人民大學新聞系，他是從人大畢業(yè)的。當時大學畢業(yè)生全由國家統(tǒng)一安排工作。老錢最初被分配到北京的一個文化機構(gòu)，不料遇上精簡，不進人，便被再分配到偏遠的貴州，而且一竿子到底，去了安順的一間衛(wèi)校教語文?？梢韵胂?，這位名校畢業(yè)的世家子弟一踏進社會，就如此不順，是多么無奈而寂寞。“文革”爆發(fā)之初，老錢也曾參與造反，和當時許多年輕人一樣，很激進，但由于家庭背景不好，又被“文革”邊緣化，甚至受批判，吃了不少苦。老錢是向往革命的，可是革命拋棄他。他在困擾中拼命讀魯迅，魯迅成了他精神上的救命稻草。從北京到安順的這一段曲折的人生經(jīng)歷，大概就是給老錢后來的學術(shù)墊底的。
1978年，老錢考上北大中文系研究生，那時他已經(jīng)過了40歲（據(jù)說他當時少報了一歲，因為過了40歲就不能報考了），是個“老童生”了。老錢的魯迅讀得多，有比較充分的學業(yè)準備，他的考研成績名列前茅，當時還作為事例上了《光明日報》的報道。老錢甚得導(dǎo)師王瑤的賞識，王先生那時正在研究魯迅的《故事新編》，就讓老錢當助手，幫著整理材料和參與寫作。老錢原來是準備繼續(xù)研究魯迅的，他選擇研究周作人這個題目，也與魯迅的研究有關(guān)。老錢感興趣的是周氏兄弟為何“道路不同”，是否可以從知識分子的人生選擇上做點文章，這確實是一個非常迷人的題目。老錢出身大家庭，家庭成員的各種政治走向復(fù)雜，兄弟姐妹往往“道路”不同，命運也迥異。老錢自己也是向往革命“道路”的，卻又被革命所拋棄。對于“道路”選擇的那種深入骨髓的命運感，可能就導(dǎo)致老錢對研究周氏兄弟“道路”差異的特別興趣。
老錢的研究帶有強烈的個人感情色彩，是性情中文，卻也是時代的產(chǎn)物。他要通過周作人研究重新發(fā)現(xiàn)“自我”，同時也發(fā)現(xiàn)“五四”的價值。在八十年代，“五四”是很神圣的標桿，不光是老錢，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幾乎都有這樣的夢想——返回“五四”，以為返回“五四”就可以重建被“文革”攪亂了的社會秩序，就可以很自然地通向開放、民主和健康的未來。老錢并未超越我們所處的時代，他同樣是無條件地崇拜“五四”，選擇魯迅與周作人的“道路”比較，也正是為了發(fā)掘“五四”思想資源。在老錢看來，周作人足以代表反封建的潮流，站到了五四的時代高度，其所主張的個人獨立自由，以及適度的遠離時代潮流中心，都可以成為當今的“思想資源”。老錢格外看重“五四”時期的周作人，認為周作人要比一般“五四”先驅(qū)者更有思想，也更了解中西文化，因而對新文化運動的貢獻也更大。這些觀點都是有根據(jù)的。老錢在這一點上建立了他的學術(shù)自信。
但老錢顯然也碰到了難題，他不能回避周作人后來“落水”的事實，為解決這個難點，他想通過周氏兄弟“道路”之比較，去觀察二人思想的異質(zhì)性和矛盾性。很多時代性的大問題，老錢都力圖從知識分子（主要是文人）思想選擇的層面給予解釋，盡管這種解釋有些大而化之，仍未能深入到性格、心理等更深入的層面，也可能夸大了文人這一特殊階層的“代表性”，但老錢的研究還是比較充分地滿足了八十年代對現(xiàn)代文學提出的問題。
從那個時期開始，老錢就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格局——他喜歡抓大問題，喜歡考察“道路”的選擇，他把知識者特別是文人的“精神歷程”看得尤為重要，往往就當作是時代潮動的標志。他擅長做“現(xiàn)象研究”，辦法就是找?guī)讉€作家作為個案，挖掘其精神變化，由此勾勒時代變化。和一般學院派不同，老錢的研究并不追求所謂“價值中立”，而力求有對于現(xiàn)實的“觀照”意義。他的“精神現(xiàn)象”研究都是有現(xiàn)實意義的。他從周作人那里重新吸取“五四”反傳統(tǒng)的精神，思考啟蒙的意義，特別是人道主義與個性解放的價值等問題，這些其實都是八十年代流行的話題，是當時知識分子所熱衷討論的。后來老錢又關(guān)注新中國建立之前一些作家的思想精神變化，同樣是有現(xiàn)實的指向，希望重新梳理革命的傳統(tǒng)，從歷史中獲取某些啟示。
時過境遷，在新一代年輕的學者看來，也許老錢研究周作人的思維方式和某些概念已經(jīng)顯出有些老舊，但這不妨礙它具有鮮明的思想史上的價值。老錢的周作人研究，是八十年代鮮明的思想成果之一。
老錢后來轉(zhuǎn)向研究1957年“反右”，研究毛澤東，研究“文革”，所有這一切，基本上都是延續(xù)他八十年代治學的路子，不過似乎越來越卷入政治，批判性也越來越強烈。
老錢畢竟是中文學科出身，對社會精神現(xiàn)象有特別的敏感，擅于使用象征性的歸納去完成深度分析，使用材料偏重知識者的認知及感受，多從文學的角度勾勒史的線索。這當然也有其所長，特別是在精神性的評說方面，但在歷史學者看來，這些研究也許不夠縝密，文學性的發(fā)揮太多，所謂“歷史現(xiàn)象”的抽象解釋也未免有太多的感情色彩。以思想史代替文學史，可能造成學科的“越位”，在文學史與政治思想史兩頭不討好。但老錢有學者的堅執(zhí)，他還是一以貫之，有自己的研究方式和慣性。他仍然迷戀于知識者的精神現(xiàn)象，相信這方面的研究是能抵達歷史深處的。
老錢自然不屬于循規(guī)蹈矩的學者，他有持續(xù)的強烈的使命感，有廣大的現(xiàn)實關(guān)懷，又總是很叛逆，對于官方的、流俗的東西有本能的反感，對于民間的處境卻格外同情。他非常天真（當然也是非常難得）地相信思想的價值與精神的作用，如同他自己一本書所說，是富于“堂吉訶德氣質(zhì)”的。老錢一邊寫作，一邊想象著文章的移世作用，總想做一些能轉(zhuǎn)移視聽、改進社會的事情。他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很可愛又可貴。
記得老錢寫過一篇文章，是討論“單位”對于個體的影響的，認為個人很難擺脫“單位”的制約，這就形成了某種個性壓抑的生活形態(tài)與思維慣性。其實老錢也一直有“單位”，不能不做“單位人”，也就是所謂“體制中人”。不過老錢比較幸運，他后半生的“單位”北大，有很多思想的縫隙，相對比較自由，老錢也可以“任性”地發(fā)表自己的言論，包括某些可能有點“犯忌”的言論。老錢的個性沒有被壓抑，而且似乎越來越舒展。他多次受到有關(guān)方面的批評，甚至是有組織的批判，但幾乎每次都是有驚無險，老錢照樣“任性”地發(fā)出自己的聲音，照樣一本一本地出書，名氣也越來越大。他不只是現(xiàn)代文學的專家，也是頗有影響的自由思想者。
生活中的老錢很厭惡政治，一談到官場就要皺眉頭的，但他一刻也未能脫離政治，甚至可以說，他對政治其實是熱衷的。在朋友聚會時，指點江山，議論時政，臧否人物，是他的一種愛好。記得有一回在香山聚會，晚間散步，有同學開玩笑問老錢，老兄這樣多的批評與政見，就不知做件事有多難，讓你去當個縣長、鎮(zhèn)長什么的，你能做成一兩件實事來？老錢說這個我可干不了。雖是玩笑，但這樣的要求對老錢未免苛刻。老錢其實就是一介文人，他對自己的社會角色定位很清晰，就是當自由的思想者和現(xiàn)實的批判者。他的思維深處有馬克思主義教育的積淀，相信歷史的規(guī)律，也相信有某種完善的制度，他致力于思想界的批判，始終懷有社會改革的理想。
在他的文章中我們總能感觸到某些強烈的政治訴求。特別是他近年來關(guān)于“反右”及“文革”的研究論作中，政治性的訴求就表現(xiàn)得更為明顯，這對于學術(shù)可能是得失參半的。身為學者，老錢也在追求學術(shù)的尊嚴與自由，但更多時候，老錢總想象著自己在超越“體制”，站到“民間”（其實“民間”也很復(fù)雜）立場發(fā)言，這又可能被“事功”所牽引，失去某些自由。老錢如同一個足球守門員，罰點球時，站在球門中間，防范著球門的兩邊，但哨子一響，他只能撲向一邊。老錢多數(shù)情況下都是撲向現(xiàn)實“事功”這一邊的。
老錢深受魯迅影響，他欣賞魯迅的“反骨”，學習魯迅的批判性思維，不過，他并不心存魯迅那樣的哲人式的悲觀與“絕望”，老錢畢竟是理想主義者，他對于“不合作”的反抗還是抱有天真的夢想的。老錢很真實、坦誠，也有些峻急、易怒，這也影響到他的文風。讀他的文章不能隔岸觀火，你很難找到中庸平和四平八穩(wěn)的氣息，他喜歡用諸如“拷問”“逼視”“還債”等情緒化的字眼，他不斷從歷史描述中延伸出嚴峻的問題，讓讀者引火燒身，感同身受。
老錢永遠那樣熱情、投入、異端、叛逆，年近八旬，還蓬勃有生氣。他幾乎沒有什么愛好，吃頓飯都可能在想問題，老是催促自己“趕緊做”，寫作就是他的生活的全部。據(jù)說他每天醒得早，躺在床上構(gòu)思一天要寫的文章，一起床就筆耕不止，每天都能寫上幾千字。他的書一本接著一本出，我閱讀他的書的速度（其實很多還來不及看）趕不上他出書的速度。老錢很喜歡當老師。他講課非常投入，激情飛揚，有自己的心得，又常常來點煽情，大冬天都會講得滿頭大汗。學生很欣賞他，選他當“北大十佳教師”。退休之后，老錢仍然喜歡和讀者、特別是青年學生聯(lián)絡(luò)。眾多青年人來信來訪，他不厭其煩地接待。他成了年輕人的偶像，擁有眾多的“粉絲”。老錢也謹慎地發(fā)現(xiàn)如今的青年過于勢利，他說大學在培養(yǎng)“精致的利己主義者”，這句話被當作名言到處傳播，但這并不妨礙老錢繼續(xù)和青年密切交往，老錢一如既往地當“青年導(dǎo)師”，總是寄希望于未來。
我知道老錢不太上網(wǎng)，這對他可能是一種幸運，他可以過濾許多吵雜的聲音，包括對他的批評。這樣他就可以更好地沉迷于自己的思考和寫作。一個健全的社會總要容許有不同的聲音，容許有批判的角色存在。在我們有些沉悶的社會文化結(jié)構(gòu)中，有老錢這樣的的理想主義的批判的角色，有些聽起來不那么協(xié)和的聲音，未見得是壞事。
（本文曾發(fā)表于《粵海風》2016年第2期和2016年5月18日《中華讀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