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擦成本

董保華稱，“摩擦成本”是用人單位在經營成本以外所付出的額外成本，專門應對企業(yè)用工風險，如“搏炒”和“碰瓷”。

他最反對“雙倍賠償”制度。“勞動者無論是否受到損害，可以在8個方面獲得‘雙倍賠償’”，一旦懲罰性賠償制度不以用人單位的主觀過錯和對勞動者損害為前提，這成了引發(fā)勞動者獲取“雙倍利益”等“道德風險”的重要原因。

今年3月18日，一位基層勞動仲裁部門工作人員在上海作學術交流時將此類情形稱為“人性中惡的蘇醒”。在看來，喚醒者則是“雙倍工資”的高額利益誘惑和暫缺的制度漏洞，并由此觸發(fā)了勞動者的“道德風險”。

這成了董保華不斷呼吁的“修法”主張之一，即嚴格限制“雙倍賠償”，只有用人單位故意違法而且給勞動者帶來損失，才能有限度適用。

在董保華看來，該法在“一裁終局”程序設計上只允許勞動者提起民事訴訟，而用人單位則沒有相應的起訴權。以及勞動仲裁“不收費”，訴訟階段也僅收費10元，都在“事實上鼓勵勞動者進行訴訟”，并由此帶來巨大的社會成本。

他分析，用人單位為了降低“摩擦成本”，并應對勞動爭議，需要聘請律師，而為了轉移和規(guī)避“摩擦成本”，則采用了“勞務派遣”和“人事外包”。后者可以解釋，為什么“勞務派遣”2008年以來繁榮至今。

董保華對于該法“保護企業(yè)不足、過度向勞動者傾斜”的指責，事實上并不受勞動者的歡迎。他“心知肚明”，“要是企業(yè)沒了，工人利益必然受損”

與之相反的觀點是“工人沒了，企業(yè)照樣停工”。

常凱說，該法對企業(yè)成本的影響，一種是顯性成本，即勞動合同終止補償和不簽勞動合同時的雙倍工資，只要用人單位不違法即可以不產生;另一種是隱性成本，主要是企業(yè)提高管理水平而增加的投入。但這對于企業(yè)提高自己的管理能力、完成自身規(guī)范有必要。

他認為，該法對于企業(yè)成本影響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勞動合同終止補償金”。所以東莞市統(tǒng)戰(zhàn)部部長曾呼吁廢除該“補償金”。但國務院最新發(fā)布的農民工報告稱，2.77億農民工中只有36.2%簽訂了勞動合同，比上年下降1.8個百分點。由于農民工占工資勞動者的70%以上，整個工資勞動者的勞動合同簽訂率多說也就50%，因此都不涉及“合同終止補償”。

常凱強調，對該法引發(fā)“企業(yè)成本上漲”的批評學者、官員迄今沒有一位拿出數(shù)據(jù)來證明，企業(yè)的用工成本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如所受該法哪些條款所影響、其增加的幅度，以及在總成本中占據(jù)多少比例，而因該法而被搞垮的案例也沒有相關論文佐證。“如果有這方面的評估，并拿出數(shù)據(jù)來完全可以廢除該法。” 他堅稱。

潛在的風險？

一位不愿具名的業(yè)內人士稱，在2014年前，上海相關方面要求各區(qū)縣基層單位提供勞動者和個體工商戶打勞動爭議官司的記錄，但未有記錄。

“印象中只有一例進行了勞動仲裁，并且調解成功，”該知情人士說，此類案件沒有大規(guī)模爆發(fā)的唯一原因，在于沒有勞動者狀告。

但我國多地基層勞動仲裁機構最擔心，勞資爭議可能會從個案擴展到群體。

我國某省某市在2008年因勞動合同簽訂問題引發(fā)的勞資群體性事件33宗，參與人數(shù)達萬余人。而2013年，某直轄市某區(qū)發(fā)生的類似“碰瓷”案件則有7起。去年9月，湖北省十堰中級人民法院的4名法官遇刺受傷被媒體曝光與“雙倍工資”相關。

今年2月19日，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6年年會舉行過程中，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發(fā)言時表示，目前《勞動合同法》存在問題，不利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最終損害了我國經濟。他直言，“現(xiàn)行勞動合法對企業(yè)的保護十分不足，最終損害了勞動者的利益。”

包括當月的G20財長會議結構性改革研討等場合，樓繼偉先后4次公開表達了類似觀點，并談及“工資剛性”上漲過快的問題。

常凱曾表示，該法不應為眼下經濟下行“背黑鍋”。但最近的一次兩人相遇中，董保華提出，該法一旦修改會是件技術難度極高、社會影響很大的事情，任何國家沒有必要為“找黑鍋”而修法。

由于發(fā)生在“經濟新常態(tài)、供給側改革”的背景下，牽動中國經濟的大棋局，如何避免引發(fā)“道德危機”的指摘，令人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