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毅亭不遺余力地為閩臺兩地人民做好事，主要有3項：

　　一、清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1787年1月)，在臺灣爆發(fā)了林爽文起義，淡水受到騷擾，于是，盧毅亭“應募為義民首，倡以靖地方”。廈門大學陳孔立教授在《清代臺灣移民社會研究》一書中記述：“林爽文、莊大田(起義軍的另一首領)的原籍都是福建省漳州府平和縣，參加起義的也多是從漳州府屬各縣遷來臺灣的居民。他們和從廣東省以及福建省泉州府遷來的移民之間存在著矛盾。”“因此，在這次起義中，廣東省和泉州府的移民多數(shù)站在與起義者對立的一方。”他們組織“義民”，協(xié)助清軍鎮(zhèn)壓起義，或堅守城池保衛(wèi)地方的安寧，當時盧毅亭正是一位“義民首”。據(jù)陳孔立教授考證：“關于義民首的成分，史籍記載多指之為紳富。”至于盧毅亭的成分，因查不到有關記載，不太清楚，但從墓志銘上看，他肯定不是“紳”，而是“富”，可不知是商，是農(nóng)，還是別種業(yè)主？對于林爽文起義的性質(zhì)，有的臺灣學者認為是漳州與廣東、泉州移民械斗的擴大，有的大陸學者則認為是農(nóng)民階級反對地主階級的階級斗爭。然而，不管這次起義是“械斗的擴大”，還是“階級斗爭”，都會產(chǎn)生一定的破壞性，給人民，尤其是泉州籍、廣東籍的臺胞帶來財產(chǎn)和生命的嚴重損失。于是，在這次以漳州籍臺胞為主力的起義中，因淡水(其居民主要是泉州籍移民)受到騷擾，盧毅亭應募為義民首，組織義民“以靖地方”，保衛(wèi)淡水人民財產(chǎn)和生命的安全，即對泉州籍臺胞做了一件大好事。

　　二、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三月，臺灣“陳周之變”，即爆發(fā)了陳周的起義，“淡民因饑震動”，盧毅亭慨然“傾家財以賑民食”，從而“遂戢漳、泉、粵禍端”。據(jù)清末臺灣著名史學家連橫在《臺灣通史》記載：“淡水據(jù)臺之北鄙，地大物博，閩、粵分處，閩居近海，粵宅山陬，各擁一隅，素少來往。而閩人以先來之故，稱粵籍曰客人，粵人則呼閩籍曰福老，風俗不同，語言又異，每有爭端，輒起械斗。閩、粵斗則漳、泉合，漳、泉斗則粵人陰持其后，搶攘昏墊，蔓延數(shù)十村落，而有司莫能止也。”在臺灣的移民社會中，這種以不同祖籍的社會群體之間因矛盾沖突而發(fā)生的械斗，被稱之為“分類械斗”。陳孔立教授分析說：“分類械斗是臺灣社會中的一個消極因素，它破壞各籍居民的團結(jié)，造成社會秩序混亂和人民生命財產(chǎn)的嚴重損失，阻礙生產(chǎn)的發(fā)展和社會的進步。”所以說，盧毅亭在淡水傾財賑饑而避免漳、泉、粵三籍臺胞又發(fā)生一場分類械斗，這當然又是為淡水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其時，淡水廳分府還“上其功，榮加錫赍”，可他“仍退讓不受”。

　　三、清康熙廿二年(1683年)，施瑯平定臺灣，臺灣歸入清王朝的版圖，翌年清政府正式解除海禁，指定臺南的鹿耳門與福建的廈門為兩岸通商貿(mào)易的對渡港口。隨著通商貿(mào)易的不斷發(fā)展，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又開放臺北的鹿港與晉江的蚶江為對渡港口。緊接著，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還開放臺北淡水的八里坌與福州的五虎門為對渡港口。其時，稻米為兩岸通商貿(mào)易的主要商品。因臺灣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盛產(chǎn)稻米，而福建的漳州、泉州等地，負山環(huán)海，田少民多，出產(chǎn)的稻米供不應求，得靠臺灣接濟。清嘉慶年間，因在臺灣爆發(fā)了“蔡牽事件”(蔡牽“海盜”集團)，使兩岸的通商貿(mào)易遭到嚴重破壞，糧運不能暢通。嘉慶十二年十一月(1808年1月)“蔡牽事件”平息后，臺灣所開放的三個港口與大陸的通商貿(mào)易即可暢通，臺谷能及時運至漳、泉等地。然而“守淡口炮臺者以淡水原系私口，不許商船載米內(nèi)渡”。盧毅亭不顧年邁體衰，挺身而出，乃“以淡水為產(chǎn)米之區(qū)，為漳、泉利賴，因歷呈列憲，奏準三口通行”。之后，淡口胥吏“復藉端病民”，他又費盡艱辛，“懇請定規(guī)”，從而使兩岸的航運暢通無阻，臺谷能源源不斷地運至漳、泉等地，給閩臺兩地的人民都帶來很大好處。

　　此外，墓志銘上還記載盧毅亭為閩臺人民做的其他好事，如“矯弊用兩平之斗贍族，贖宗祖之租，延姻門蕭家?guī)讐嬛耄霸t安厝漂冢之骸，伸詹典滅尸之冤，祛林茂擄劫之害”。所以，墓志銘上將他比之為戰(zhàn)國時“排諸侯之難”的魯仲連、晉朝時“解父老之憂”的周處，其人其事應“長存人心矣！”

　　盧毅亭的生平事跡，有關的新舊志書都不見記載，史書也都未見提及。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合墓志銘可補充史志記載的不足，為研究閩臺關系史提供一份寶貴的資料。（肖月萍 鄭煥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