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山雨欲來，謠言滿天，許多人勸孫立人盡速出走，但耿直的孫立人自認問心無愧，不為所動。而此時已被逮捕的郭廷亮，被押往高雄鳳山審訊，政工干部要他承認有謀叛意圖，逼他交出孫立人的所謂兵變計劃。郭廷亮自然嚴詞拒絕了這些子虛烏有的問題，于是遭受嚴刑拷打。他不為所動，堅持不承認有謀叛企圖。眼看一招不成，保密局特勤室主任毛惕園又策劃出一計。先是將郭的妻兒也關入監(jiān)牢。然后他與毛人鳳共同導演，勸郭廷亮寫自白書承認自己是“共產(chǎn)黨的間諜”以此來換取早日釋放，并且謊稱保證出獄有工作，不會牽連孫立人。在威逼利誘之下，郭廷亮寫下了“自白書”。接著辦案人員拿著這份“自白書”去威脅其他涉案人員，幾經(jīng)反復，終于有了幾十份令他們滿意的“自白書”。自此郭廷亮“匪諜”案和南部“兵諫”案便告坐實，扳倒孫立人已是箭在弦上。

　　 8月3日，“總統(tǒng)府”局長黃伯度帶著上述“自白書”來到已被憲兵包圍的孫立人官邸，要其引咎辭職。孫立人知道其中必定有詐，斷然拒絕。黃又透過其部下陸軍副總司令賈幼慧，以及孫的侄子孫克剛等，轉達“上面”堅決整頓孫立人舊屬的立場，要孫立人顧全300多名部下的性命。自知回天乏術，孫立人無奈寫下一份簡短辭呈。然而這份辭呈并不能令上面滿意，反復幾次，寫出了一份“符合要求”的辭呈。

　　 8月20日，“總統(tǒng)府”發(fā)布“徹查令”，10月23日，歪曲事實的報告出爐，結論是：孫的部下郭廷亮“為中共工作”，利用孫的關系在軍中聯(lián)絡軍官，準備發(fā)動“兵諫”，孫未及時“舉報”亦未“采取適當防范之措施”，“應負責任”。郭廷亮被判處無期徒刑，先在綠島監(jiān)獄服刑，假釋后，卻發(fā)生了在火車上跳車身亡的離奇“意外”。

　　幽居臺中 教子有方

　　 對于被免職的孫立人，蔣氏父子采取“不殺、不審、不問、不判、不抓、不關”，但也“不放”的“七不”政策。1956年6月，孫立人被逐出臺北市南昌路官邸，遷往臺中市向上路一段18號居所，開始了漫長的軟禁生涯。

　　 孫的居所原為軍方宿舍，四周筑有圍墻，戒備森嚴，門前向上路兩頭堵死，由“國防部”派來的6名“保衛(wèi)人員”日夜監(jiān)視，外人不得入內(nèi)，孫立人和家人也不能隨便外出。孫的任何活動，包括打電話，都須通過“保衛(wèi)人員”向上請示，得到允許后方可進行。孫立人外出，由“國防部”派車，另外，加派一輛吉普車跟隨。孫家圍墻外，有軍事情報局加蓋的一棟三層樓的指揮中心，居高臨下，隨時監(jiān)視孫的一舉一動。凡是“上頭”認為“不方便”的事，孫立人均不得擅自去做。外出也必須“保衛(wèi)人員”“陪同”前往。當時，蔣介石對孫立人看管極嚴，連孫立人的廚子身上都藏著刀，只要有人想救孫立人，立馬一起干掉。

　　 幽居的日子里，家人成了孫立人最大的安慰。孫立人與張梅英前后生育四個孩子，他以“中國安定，天下太平”為兒女命名。兒女多了，開銷也變大。孫為官清廉，并無積蓄，幽禁之后又不給薪水，生活十分拮據(jù)。早在他擔任陸軍總司令時，家里就十分清貧，菜金要限制，若來人添菜，只有咸蛋、炒蛋或皮蛋，家人背后稱為“三蛋轟炸”。張梅英回憶說：“后來四個孩子長大了，進學校讀書，每天要帶便當，沒錢買米，四個孩子只能分三個雞蛋吃。”

　　 孫立人也嘗試在家養(yǎng)雞、養(yǎng)鳥，養(yǎng)豬，開辟果園，后來改種玫瑰，他虛心向花農(nóng)請教，悉心栽培，廣受歡迎，被稱為“將軍玫瑰”。家中有時缺少菜錢，他便到后院剪些玫瑰花，由張梅英騎自行車送到菜市場，交換一些青菜豆腐。粗茶淡飯，一家倒也其樂融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