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香港特區(qū)政府在金紫荊廣場舉行升旗儀式，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新華社發(fā)

　　作者 蕭衡鐘 華中師范大學臺港澳與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30日下午乘專列抵達香港，出席將于7月1日舉行的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qū)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并視察香港。這足可見中國大陸對于此次香港回歸慶典及新政府就職典禮的重視程度。

　　習近平指出，我一直關注著香港，掛念著香港，我的心和中央政府的心始終同香港同胞在一起。過去一個時期，香港經受一次次嚴峻考驗，戰(zhàn)勝一個個風險挑戰(zhàn)，歷經風雨后，香港浴火重生，展現出蓬勃的生機。事實證明，“一國兩制”具有強大生命力，是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wěn)定、維護香港同胞福祉的好制度。

　　目前，香港是第一個、澳門第二個落實“一國兩制”的地方，相信在大勢所趨下、在中國大陸對于國家統一的戰(zhàn)略信心與戰(zhàn)略定力下，除了“一國兩制”的港澳方案、港澳模式外，還會有第三個實現的地方，對于向往中華民族復興的有志之士來說，要對“一國兩制”的“臺灣方案”、臺灣模式保持耐心與信念。

　　“一國兩制”是兼顧領土主權與在地發(fā)展的“命運共同體”

　　“一國兩制”的概念源于上世紀70年代，最初目的是為了解決臺灣問題而提出，但為了配合收回香港主權問題的需要，中國大陸將“一國兩制”內容具體化，讓香港成為第一個落實“一國兩制”的地方。“一國兩制”除了是中國大陸在中英外交談判中的重要依據外，從香港與澳門回歸后的社會經濟發(fā)展來看，更是穩(wěn)定香港人與澳門人心理、促進兩地穩(wěn)定與發(fā)展的重要指標。

　　“一國兩制”的十七字箴言，就是鄧小平對于收回香港主權的十七字承諾： “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五十年不變”。鄧小平的十七字箴言包含在他歷次會見外賓及港人代表和基本法起草委員時的談話之中，在當時的政經背景下具有特別的意義。這十七字箴言代表中國大陸處理臺港澳問題的最高指導原則，并且透過港澳兩地的基本法予以落實。

　　由于 “一國兩制”概念的提出是為了完成國家統一的目標，而應用在香港問題上則是為了要收回香港主權，因此“一國兩制”的核心就是為了完成中國統一、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的完整，因此鄧小平于會見香港工商界時明確指出， “一國兩制”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國家的主體實行社會主義，香港、澳門和臺灣實行資本主義。

　　“一國兩制”的目的既是為了實現中國的和平統一，也是為了保持香港、澳門和臺灣在統一后的穩(wěn)定繁榮。由此可知，首先必須先認同中國領土主權統一的“一國”，才能延伸出“一國”的主體是實行社會主義體制，但允許在特定區(qū)域內實行資本主義體制的“兩制”，“兩制”一來并不是平行的兩種社會制度，二來也不是相互對立、排斥的政治實體。

　　“兩制”是以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為主體，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保證，以憲法的方式保障這些特定區(qū)域成為特別行政區(qū)，并確認特別行政區(qū)內的制度與中國大陸其它各地都不相同。因此就辯證法來說，“一國兩制”形成了有機的統一，在“兩制”之下，中國境內可以容許兩種制度并存。

　　在臺港澳的特別行政區(qū)內，其原有之社會經濟制度及生活方式不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系不變，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yè)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均可得到保障，因此可以繼續(xù)保持穩(wěn)定和繁榮。從中華歷史文化的角度來看， “一國兩制”的“一國”指的是文化歷史傳統中自然形成的“命運共同體”，是一個歷史上形成的“文明國家”。

　　中國大陸學者強世功便以中國古代治理邊疆的政治手段為例，就是由內地的核心地帶逐漸向外擴展。形成了“一國兩制”下的政制差序格局，對照目前所實行的“一國兩制”，強世功認為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與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屬于“中心與邊緣”、“主體與補充”的秩序與關系。

　　因此，不論是中國古代的政治方式，或是出于現實政治的考慮，“一國兩制”最重要就是在于 “一國”的部分，其目的是維護中國領土和主權的統一，而在 “兩制”之下，雖然中國大陸和臺港澳的社會制度都是同時存在且“和而不同”，但有著“中心與邊緣”、“主體與補充”的秩序與關系。

　　“臺灣方案”意在“富臺”與“保臺”

　　2019年1月2日，習近平在《告臺灣同胞書》發(fā)表40周年紀念會上正式提出了“探索‘兩制’臺灣方案”要求，被視為是較為完整呈現習對臺政策方針與指導原則，臺灣內部亦有不少配合聲浪呼應。 “臺灣方案”以未來十年、二十年為規(guī)劃，明確了臺灣與中國大陸進一步 “融合發(fā)展”、 “政治促統”與 “民主協商”的方式，是中國大陸加速統一進程的宣言書，也是兩岸統一的路線圖。

　　然而，由于肺炎疫情暴發(fā)，至今全球疫情仍然嚴峻，受疫情影響，兩岸“大三通”緊縮、“小三通”中斷，雖然中國大陸持續(xù)對臺灣釋出善意，主動表示愿意提供疫苗與快篩給臺灣民眾使用，但因民進黨與蔡英文當局的意識形態(tài)作祟，迄今仍對于“兩制”臺灣方案給予污名化，且旗幟鮮明地向美國靠攏，讓失去了互信的兩岸進入惡性螺旋，導致兩岸僵局難解，越是抗拒只會讓大陸出重手。

　　殊不知，“臺灣方案”具有三重功用，一來可以消抵中國大陸對于“急統”及“以戰(zhàn)促統”的壓力;二來可以讓臺海及國際社會對臺灣未來定位、和平統一途徑與方式等，進行厘清與探索，如此既有助于“促統”、也能緩解臺灣內部“傾獨”與“獨臺”的壓力;三來“臺灣方案”系基于“一中原則”下的“兩制”探索，富有傳承及發(fā)揚“一國兩制”的政治效益，以和平解決臺灣問題。

　　但民進黨與蔡英文當局卻對此視而不見，目前兩岸高速增長的傳統動力由于民進黨與蔡英文當局的限縮與阻力而消失，斷絕了與臺灣當局的合作溝通管道，但跟臺灣地方與民間組織的合作交流仍在，臺灣現在需要去嘗試怎么融入的狀態(tài)，“抗陸窮臺”、“融陸富臺”，這是機遇也是條件，當以“新四通”來打造兩岸 “融合發(fā)展”的新動力。

　　因為就兩岸政治協商的形式來說，主動談、被動談、早談、晚談、以合(拖)待變這幾種方式的結果都不同，在“臺灣方案”提出來后，藍綠陣營與柯文哲都在爭取臺灣內部對于“九二共識”的話語權，代表臺灣民意將要改變，民間社會可以作為公權力有效解決兩岸共同事務的管道，可以先結合臺灣的民間社會成為有效的治理媒介，如此方能“富臺”與“保臺”。